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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经济社会发展成本问题研究（第2页）

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由于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环境不完善，社会平均利润在农产品价格上出现不平衡，加上运输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农产品生产成本逐年增高，而销售价格增幅不明显，农民主要收入和种粮的积极性受到重挫，总体上农民收入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对解决农民的温饱、逐步实现小康增加了难度，增加了国家对“三农”经济的发展支付成本。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一是承包制时期，承包主体不顾设备维修和长期发展而拼设备，捞够之后一走了之，真是“富了方丈、贫了庙”。二是股份制时期，他们压低国有资产价值，占有原始股份并向亲友分散，侵吞国有资产。三是中一小企业兼并，改制、改组、变卖、破产过程中，从上到下的一些政府、地区、部门不顾全局利益，以企业改制为由，不顾原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债权债务关系、担保抵押关系，不顾损害经济关系、经济秩序，将县及县以上国有不良企业不进入企业破产程序而进行随意处置，除了适当安排了下岗职工之外，全部卖给私人经营，把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包袱甩给中央政府，实际上出现了收益地方化、部门化、个人化，而风险国家化的问题，增加了国家的发展成本。另外还有因，种种利益关系、集团关系、种族关系导致内外勾结，暗箱操作致原有国有资产的价值变相低价处置。有的官商勾结，私自订立股权合营关系，在暗中分红，使原有国有企业、服务性设施低价出让给私人，造成国有资产硬成本大量流失。

在交通、能源、原材料建设项目、国家投资项目招标等方面监督机制扭曲，不时出现滥用职权，谋私、吃回扣，使工程质量、项目要求无法保证，无法达到其设计标准，出现“豆腐渣”工程，使建设项目的使用期限缩短，无形中增加了再次投资的建设成本。在政府行为方面，例如某地区政府在“充分论证调查”的情况下，在两地邻县交汇处花费大量资金建设了一个农产品交易市场，大张旗鼓地发动两县的周边群众到那里去实现商品交换，而群众没有到那里去做生意的意识，都喜欢在本村、本县做生意，开张不到一个月该市场就自动关停了，浪费了大量的建筑设施和大片土地。又如，在某县政府大力倡导下，在城区一个空地修建了商贸市场，动员全社会自然人出资修建商铺，统一规划、产权归己，政府出资修缮豪华门厅，内设工商所、治安队、税务所等机构，结果不到一年，商贸市场购物人员稀疏无几，大部分经营商弃铺而去，使公、私投资闲置，给该县资金资源本来就不足的状况雪上加霜，造成了新的资金浪费。还有养殖业基地建设、科技示范区、旅游开发区等等，大部分是政府主导开发建设的项目。故各级政府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转换职能，节约发展成本则显得更为重要。

软成本（弹性成本）方面的主要表现：

党和政府的执政成本目前尚未纳入发展成本之列。据朱兆中教授的《执政资源与执政成本初探》和中国mpa在线介绍：执政成本包括执政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

执政的经济成本通常指各级各类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各级各类国家机构（立法、司法、行政、党务、军队国防、政协与社团组织等）的业务费和办公费的支出。从广义说；执政的经济成本还要考虑政府以出资人身份进行的投资、经营资产的盈亏情况；执政党推行改革的资源耗费，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

执政的过程需要耗费政治资源。首先是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执政党自身的政治能量会逐渐减弱。例如一个执政党连续执政几十年后，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其次是执政党推出的公共产品——制度与政策等也很难避免不均衡现象。即制度与政策等不能完全符合或适应社会的需要，尤其是在一个幅员广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国度内更容易出现不均衡现象。如统一制定的制度、政策，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往往是制度落后，政策供不应求；而在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一般是制度超前、政策供过于求。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策制度也会产生半衰期现象。比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等经济政策在宏观调控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另一方面，执政党也可能出现决策失误、政策措施不当甚至出现**现象等，使得执政党支付更多的治理成本，耗费政治资源（威望、影响力、凝聚力等），形成执政的政治成本。

执政还要支付意识形态成本。因为执政党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执政的思想舆论支持，执：政党不仅要为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付出必要的代价，而且还要为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丰富发展而不断地付出物质和精神代价。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思想理论的创新，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令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家心血的崇高的科学性的工作。”执政党的经历、时间、机会的耗费，主要意识形态统领社会思想文化能力的消耗，是意识形态成本的主要构成。除以上成本外，执政成本还’涉及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环境成本、信息成本等等。目前我国软成本支付过多的具体表现主要是：

政府机构庞大，职责缺位、越位时有发生，造成效率低下、执政成本偏高。英国经济学家佛里德曼说：“公共预算额可能是‘最适当的，公共开支额的两倍。’”换句话说，公共开支只需公共预算的一半就适当，可见预算的庞大。据张绍立介绍，1999年与1988。年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加了4.9倍；全国财政收入大约增加了3。8倍；行政管理费则增加了6.4倍，后者增幅明显大于经济增长幅度01999年全国财政行政管理费开支为1525亿元，事业单位的财政供给支出为2475亿元，两者共约为4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40%，有些省份占财政收入的65%以上，大部分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80%以上，有的县则长期接受国家财政倒补，特别是西部的一些民族地区县城，全年财政收入不到财政支出的10%，还有大量的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未进入统计，实际上确切地反映出了我国执政成本过高的问题。另则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缺乏竟争机制，公共机构掌管财政大权，这有可能过分地扩大机构、增加雇员（县级政府将初中文化的街道摆摊人员随意吸收为公务员的事屡见不鲜）、增加经费，从而造成资源浪费，西方学者称之为“x低效率”。目前，政府对政治、经济重大决策、社会活动、社会管理等方面讲求发展成本的人并不多。例如地方政府各种类型的招商活动、旅游宣传活动、组团跑项目活动、各种庆典、检查评比、各种接待处等，支付了大量的前期经费，加大了管理成本或执政成本，最终落实的项目资金只占签约意向资金的20%～30%0上级主管部门所给的项目资金，又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当地方政府拿不出配套资金时则出现拆东墙补西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工资基金等，在贫困县甚至出现大量拖欠教师工资，公、检。、法机关办公经费吃紧，国家机器不能转动，迫使当事人给公安机关出资办案，出现办案收费以及引发的各部门乱收费、乱摊派的五花八门的现象，出现行政寻租与**，严重地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增大了。执政党和政府进一步治理以上环境的执政成本。以上种种现象致使改革发展的成本越来越大，与市场经济对小政府、大市场的要求，差距越来越大，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执政成本、改革成本。

人浮于事。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财政供养的人数近4000万，占财政总支出的37%，庞大的党政机构容‘纳了大量的行政干部，如果?一个人月工资按1600元计发，40年支付76万元工资，不包括离退休费和国家教育投资，如果少进一个人，国家就可能在40年里结余100万元左右，如果一个县少进50个行政及事业干部，一年可节约125万元，足足可以修一一幢“希望小学”教学楼。而目前的状况是地县以下党政各部门、公、检、法司、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忙工作、办事情，靠得住的只有那么几个人，大多数人则是“一杯茶水几支烟，一张报纸翻下班”，“有了工作干一千，没有工作转一转”，乡数人在谈论涨工资、谋房子、要位子、麻摊子、下馆子、抱孙子，除了单位领导外几乎很少有人关心单位建设、事业发展以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许多从大专院校毕业的高材生分配到行政单位后，感到茫然、无所事事，久而久之则被岁月和上班族文化的“染缸”抹平其仅有的一点事业心；所学只要初中以上学历就可完成，既浪费了人才资源，也浪费了国家大量的教育投资成本。这种体制、机制、效率，只能导致人浮于事，事蔓与人，尊顺行政意志，按月领取俸禄，国事公事与己无关的状况。所以必须把成本管理与竞争机制引入行政及社会管理领域。

公共产品过剩的内在倾向。由于公共产品（政策、制度、部门行为、会议、行文、宣传、礼仪等）不能形成直接利润，而且公共机构人员不能直接占有，于是公共机构及其人员为了增加升迁机会和扩大势力范围，就追求自身规模和影响的最大化，无论政府的工作量是增加还是减少（甚至无事可做），政府机构和人员总是按一定速度增长。这形成公共产品的“过剩”供应。这种过剩供应形成的恶果是：一是各级公共机构及其人员的不合理扩张，既影响了政务，又遏制了他人发展；二是公共产品的过剩供应总是以耗费巨大的社会资源为代价，形成社会性浪费。

国家人口过多、出生率高，人均对资源、粮食、商品财富占有消耗增加，加上教育成本，每年抵消了一定量的新增gdp，降低了新增财富积累率，‘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成本。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出：“人口数量过多仍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我国所面临的人口负担问题，不仅表现在庞大的人口规模上，更表现在人口质量上”，我国每10万人中的科学家、工程师人数仅为454人，而日本为4909人，美国为676人，俄罗斯为3587人，韩国为2193人，与以上国家相差5倍~10倍。预计“十一五”期间中国将增加5600万人口，2005年1月7日中国13。亿人口的钟声敲响，到本世纪4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以上。一个人从出生到年满18岁的吃、喝、拉、撒、育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财富的消耗，18岁以后能否为社会创造财富，还需要培养教育支出的多少决定。

初步估算，出生在贫困地区的一个孩子到读完大专至少需要8万元的家庭支出，一个地区如果每年少出生5000人，每年可节约2200多万元，延续18年可节约近4亿元人民币。这仅从个人生存支付成本估算，如果加上人的污染治理、社会管理、个体行为、医疗救助等支出，节约的资金就更多。如果把这部分节约资金用来投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不就更快？发展成本不就更低？所以降。低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追在眉睫。

各级政府对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政府做得太多或太少或处事错误就会影响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级政府固然对各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时地会给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损失。有些地区为了发展区域经济，寻机四处跑项目、要资金，大量支付了前期花费，增加了大量的管理成本，这很正常，但效果并不理想，如果有利局部则损害全局。比如地方政府把跑来的资金提出10%左右的管理费，再把项目分解给下一级乡镇，乡镇再提出10%～15%的管理费，把项目分解给关系户，到工程完工时部分项目款已被管理费等截留，再用剩余的项目款搞工程，其质量数量可想而知。虽然对一个区域、一个乡镇表面上得到了小发展，但对全局来讲，支付的发展成本却十分高昂。另。外官本位思想和各种检查评比现象表现突出，迎来送往、公款吃喝、请客送礼、逐级进贡，都增加了管理成本。

因决策失误未能弥补市场缺陷而带来的资源浪费成本。各级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大都是人存政存、人走政息，在发展问题上都是一个调，各有各的唱法，你唱你的、我做我的，加上3至5年换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基本上没有有效的保障，特别是区域经济这一块，无法免除各种经济调控、战略决策的万无一失和各种失误带来的损失。又如国家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两驾马车”在调节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与节奏方面总是按照全局经济走势，特别是参照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温度”及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当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过热、轻度通货膨胀出现时，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受经济周期规律、滞后规律、季节规律的影响，经济才处于起步发展时期，需要积极有效且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支持，恰恰在这时受到全国统一的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制约，固定资产投资大量闲置、流动资金严重不足，货币及资本市场萎缩，拖欠及“三角债”阻滞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企业停工停产及开工率不足时常发生，增加了资金成本、投资预期成本和社会经济秩序治理成本二故宏观经济调控必须区别对待，在服从大局的前提下突出区域调控这个中心，尽量降低负面影响以及治理成本的支出。

制度因素：人事管理制度、机制不健全，造成人才匮乏与人才浪费现象并存，干部选拔、国家公务员录用尽管逐步引入竞争机制，但需要在录入、使用、退出的整个环节都纳入竞争机制和成本管理的新理念，建立新机制，加快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降低大量冗员受财政供养的被动局面，把闲散人员纳入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之列，同时加大国家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步伐和。制度机制建设，节省大量的成本支出。另外作为“经济人假说”和“社会人假说”都说明人有自私自利和追求利益最大化之性，“除非是自己的、否则不努力”，这是人性的一般客观表现，在经济发展上必须做到产权明晰、制度分明。还有制度、文化、道德、宗教等将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发展成本的高低。

知识和资本积累因素：履行节约意识越强，专业科学知识越普及，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资本积累基础越厚，发展成本越低；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中以上因素都不断地增加了发展成本。

三、发展成本对社会财富积累及发展速度的影响。

国家财富学说的一般理论表明，当发展成本低、社会经济效益高时，发展速度越快，财富积累就越多；反之，财富积累就越慢、越少。正如瑞典经济学家伦达尔指出：“一个发展型国家是一个承担积累财富的国家，它的整个国家权力涉及到其他民族国家。”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的产生、积累是剩余价值带来的，社会主义必须重视积累，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源泉。由此可见，“经济决定政治，增长决定积累，积累决定财富，经济发展竞争规律适合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规律”。

无论任何国家和任何地区的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都是由“发展成本”决定其发展速度，不讲求“发展成本”的发展是不经济的发展，以前国家、地区宏观发展计划没有过多地计较社会发展成本，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发展成本。

（一）从成本竞争来看。

降低社会发展成本，社会才有竞争力，发展速度才能提高。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直接由发展竞争力决定，“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是发展成本的竞争”，企业核心竞争力集中到一点就是企业的低成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集中到一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低成本。

（二）从国家竞争力来看。

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最少有四项指标，即经济绩效、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决定竞争力的直接因素就是发展成本，所以说发展成本决定发展速度。例如，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竞争力的具体指标涵盖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方面，要提高竞争力，必须降低这几方面的发展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快速发展。

从中可以看出，经济绩效、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基础设施效益率的高与低决定发展竞争速度，要提高发展速度，必须降低四要素的发展成本。个产权明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成本远比计划、市场加计划的国家发展成本低，其发展速度要高得多，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发展都是如此。如前东西德、前苏联和美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口可见发展成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从财富原始积累的总量和速度来看。

资本和其他财富的原始积累量是一个国家发展起步的基础，资本和物质资料及资源多的国家其发展速度远比少的国家快，而资本积累少、资源匮乏的国家其发展速度则显得较慢。

（四）从国家对发展成本的重视程度来看。

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管理和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发展速度的快慢。讲求发展成本、核算社会管理投资、比较分析投入与效益，在最大限度地保持最小的投入的情况下，取得最快发展速度的效率型社会，其发展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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