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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乞巧（第1页）

牛郎织女故事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日夜，由喜鹊搭桥过银河相会，由此形成了“七夕”词，又形成了“乞巧节”的民俗。

《西京杂记》卷一“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又言：“汉掖庭有月影台、云光殿、九华殿、鸣鸾殿、开襟阁、临池观，不在簿籍，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焉。”是说这些建筑还不是汉皇宫中的主要的，因而一般书册中不记载。月影台、云光殿也是很高，又专以“月”“云”称名，为什么不在这里或其他台殿上穿针，偏要在开襟楼上呢？

开襟楼就是开怀之意，是说可在此舒畅心怀。但“开怀”又可专指妇女第一次怀孕，这就透露出宫女由牛郎织女艰难的爱情联想到自己。对她们来说，首先和基本的问题是被剥夺了爱情和婚姻的权利，但此意无法表示，于是曲折隐蔽地从开襟楼之名而暗中祝愿。

穿针就是将彩线接连穿进七枚针孔，这是眼力和手巧的比赛，与牛郎织女故事的主题相隔已远，但仍有一点关系。即针指女工正是妇女家庭生活主要内容之一，仍透露出对爱情家庭生活的向往。

穿针也就是引线，而穿针引线可以比喻各种事情的双方的联系人，对爱情与婚姻来说，也就是媒人。宫女的青春和爱情被封闭在皇宫中，她们的这种愿望自然是很强烈的，但举措和言谈备受压抑而保守。应当是民间七夕乞巧风俗比较流行之后，影响宫女，才也可以公开地借此寄寓那不便明言的心怀。

民间思想比较活跃，交流比较开放，怀春女儿对婚姻、媒人的希望更现实一些。大范围的群众智慧，把这种“引线”的希望巧妙地用“穿针”的形式表示。这一民俗到了近代，在各地基本已经淡化或不存，但陕西的风俗却盛行不衰，参见《陕西风情补说》一文。很可能是从陕西长安传到皇宫，从而推助传及全国。

所以，七夕节风俗的古老或深层的原因应是宫女希望正常的爱情婚姻，家庭人伦之乐。向月光乞明、比赛眼力手巧，已是较后而定形的、遮掩性的表层机制。牛郎织女故事与穿针没有直接关系，七月七日的月亮也并非十分明亮，娥眉新月的亮度总是朦胧的。

偏在七夕比手巧，可以想象是与“鹊桥”的“桥”谐音有关，从事理说，喜鹊搭桥实在是牛郎织女相会再巧没有的办法。搭桥也就是引线。诸种因素汇合成七夕节的穿针内容，这就是七夕节的“物化形式”，或者说是“民俗载体”。一种民俗有一定的寓意，寓意是观念性而抽象的，要靠具体的，可见可操作，因而可流传的形式来表现。例如端午节的主题是纪念屈原，划龙舟、吃粽子等就是它的载体或物化形式。对屈原，人们时时可怀念、敬重，也可以用读屈原的诗、写纪念文章来表示，但没有明显的形式，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纪念屈原的民俗活动。

一旦形成民俗载体，就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例如各地都过端午节，都吃粽或糕，但楚地之外没文化的人，并不知屈原因而未怀念的人也是很多。同理，汉代，尤其以后，宫女七夕穿针而不知或未想爱情婚姻的也不会少，这正可说明当初那深层的原因也不被宫女知晓。

七夕节本是宫女的习俗，因为它的深层主旨（爱情祝愿）有一定的普遍性；浅层的主旨（乞巧）有很广的容纳性；穿针的形式又简便有趣，于是它就流传于民间。

晋代周处《风土记》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按即牵牛星）、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因为男子祈愿，已无穿针的内容，而是设酒脯、时瓜，也就是物化形式有了部分改换。女儿的专向习俗向不分性别多项内容泛化。

《史记.天官书》：“织女，天女孙也。”《史记正义》言：“织女三星，在河北天纪东，天女也，主果窳、丝帛、财宝。”织女星主管人间瓜果，因而换为用瓜果祭织女乞愿。其实后汉已如此。后汉崔宴《四民月令》即有相同记述。

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按，鍮石是黄铜矿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也就是说仍保留着妇女乞愿的本初机制。

事由七夕织女神话而起，由“七”谐音“乞”，就更便于泛化为男性参与此俗。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言：“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可以推想，汉代宫女乞巧之时和之前，嫔妃何尝不曾也乞巧，以祝得皇帝幸御而开怀，只是隐秘无记罢了。唐代时此俗大为流行，于是她们也公开参与，这倒是返璞归真，由后可见前了。

七夕乞巧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可以介绍。

一个是汉魏六朝时的神仙题材小说，多以七月七日作为神仙下降人间的日子。如《汉武故事》等叙西王母、上元夫人都是七月七日晚仙降而见汉武帝。《列仙传》言周灵王太子成仙后称王子乔，人请他回家。他说：“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列仙传》另一个故事，有个打铁匠成仙，是七月七日赤龙接上天的。显然是从牛郎织女星七夕受祭而生发的。

另一个情况是明清时产生了智力游戏的“七巧板”。今时划拳酒令把“七”说成“七巧”或“七个巧”。

第三种情况是方术家的药物要选在七月七日配制。这种情况很早，几乎与七夕节初起同时。《淮南万毕术》：“七月七日采守宫，阴干之，合以井华水，合涂女身。有文章，即以丹涂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详见《“守宫”验处女方术解秘》一文。

同书：“取妇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烧为灰，置楣上，即不复去。勿令妇人知。”言妇人就留恋此男主人而无他心。

《淮南子》：“七月七日午时，取生瓜叶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靥即当灭矣。”

《韦氏月录》曰：“《龙鱼图》云：‘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枚，女吞二七枚，令人百岁无病。”’

同书：“合乌鸡药。是七月七日取乌鸡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涂面及遍身，三二日肌白如玉。此是太平公主曾试有效。”

以上各项都从《太平御览》卷31引录。其他例子甚多。这些方术所用的材料都是基于不同情况的附会，并无所说的药效，此不详及。配药的时间应当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却都要在七月七日，显然因它是个神秘性的日子。这神秘性只能是七夕节祝愿乞巧，利用这个民俗因子来增加方术的神异性。如此而已。

《大唐六典》卷二十二载，“中尚署”献“七孔金细针”。日本帝室博物馆1942年编《正仓院御物图录》第14辑有“七支针”图，三长四短，长针还带着线。应当是从唐代传到日本的遗物。

在甘肃东南的西和县、礼县，至今还有非常热烈而浑厚的“乞巧”民俗活动：乞巧节。各村村民在节前一、两个月内准备，有选址、联络、筹资、置装、排练歌舞、生巧芽等。主要活动从六月三十日晚到七月七日深夜，有迎巧、祭巧、唱巧、拜巧、吃巧饭、卜巧、送巧等节目。民俗专家称为“中国乞巧的活化石”。2006年10月，西和县被中国民俗协会授牌命名“中国乞巧文化之乡”。赵逵夫《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西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汉水、天汉、天水一论织女传说的形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柯杨《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陇南文史》第五辑，2010年）都有论述。

陕西风情补说

“十里不同风”的俗谚概括了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在民情风俗上表现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和各地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风情谐趣。拜读了王世雄、黄卫平《黄土风情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书，深有此感。

本书是以漫谈，随笔的方式介绍陕西风俗的，以描述为主，间有论析考证。分居住篇、饮食篇、节日篇、婚姻篇等15篇，每篇各有若干具体化的文章，比较全面、细致。突出的特点是能抓住秦地风俗之异，即风俗事项之异和历史传说的奇特别致。

比如“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在全国是普遍性的，但具体的情节性活动不多。在西北地区较多见的是给儿童炒豆豆和烙棋子馍，也少有来历说法。三秦人却有很感人的说法：武则天当了皇帝，玉皇大帝命令大旱三年以示反对和惩罚。但天河龙王可怜百姓，降天河水解救。玉帝又把他压在山下，下旨“金豆开花方可归”。众神与凡人都一筹莫展。来年二月二日，一位老婆婆上集，不小心袋中玉米撒了一地，情急生智，倒想出把玉米爆花让孩子吃，玉帝不是就看到大地金豆开花了吗？如此，果然赦放了龙王。

还有“围庄”的一项：一农人救活了一只快冻死的啄木鸟。啄木鸟后来变老翁告诉此农人说：二月二，龙抬头，各种害虫也出来，今年的害虫要成灾。你可把草木灰撒在房子四周。农民将此事遍告村人，又代代流传，成为定俗。按，这是因为草木灰含碱，有一定的清洁卫生作用的道理。啄木鸟是吃树木害虫的，所以知气候与虫害关系；爱护益鸟；集体主义。在这个简单的民俗中有多种有益的内容呀。

又如“乞巧节”，人所众知的古代的情况仅是穿针引线见手巧，蜘蛛结网瓜上或盒中祝心愿，参见笔者本书《释“乞巧”》文。陕西的姑娘是集体乞巧，从六月六日就以生豌豆芽作准备，七夕时芽长七八寸，应了“七”字，称为“巧娘娘”。又用蛋壳作头，苇杆作身，糊成“七姐”像，此像还要扎在秋千架上。乞巧的内容是由一位针线好的姑娘给姐妹传授剪裁、缝制手艺。她的唱词如：“二姐哇，姐给你教，赶这么裁，赶这么缝……三姐哇，姐给你教，赶这么纺，赶这么织。”众人合唱：“我给七姐献核桃，七姐教我做绵袄。我给七姐献白馍，七姐教我绣花裤……”初五初六在院内玩，初七在街上。又把豆芽杆分给众人，回去浮水成影，趣说可预兆各人专长或命运。又从水中涝出，向空撒，看落地的迹象，预测未来女婿的方位，遇合顺利或曲折。

书载乞巧是从汉代长安皇宫传出的。但从陕西的习俗看，内容多彩，神情投入，原汁原味，却让人相信，本出民间，转入皇宫，再度传到各地，起了推助，但也过滤了纯朴和韵味。

又如送穷节，唐代韩愈写了《送穷文》，许多笔记书籍便津津乐道，所记的内容有限。即传说上古黄帝的孙子高阳氏的一个儿子性格怪僻，爱穿破衣，吃稀粥，他死后人们便弃破衣、撒稀粥在路巷祭祀。后世演化为打扫卫生、剪纸人投水、投路的送穷节。陕西人把它系到曾在渭水钓鱼的姜子牙身上：他的妻子不耐贫穷，弃他而去，姜子牙封神时不忘糟糠之妻，封她为穷神。正月初五也剪成一个女人投弃以寓送穷。此日不出门，免得穷神跟回。不借债，非借不可时以物来换。尤注重不借水火，因水火无情。以吃圆饺子“填穷坑”，炒各种豆类“嘣穷”。或吃面，片如碗大，叫做“吃补丁”。还放炮赶穷。没有特别的花销、设施，似水流年的日子，人们看到那时穷人脱贫的希望，难以实现的揶揄，比高阳氏子云云更富生活气息。

又如北方人都吃的臊子面，陕西人说源于周公辅成王之时。他每次外出劳碌回来，嫂子（周武王之妻）作面感谢，叫和气面，他却敬称为“嫂子面”。时过境迁，人们按臊子肉叫成臊子面。又如农村集市交易，双方在袖内或衣襟下，捏对方的指头暗示价钱，陕西人说秦始皇是它的发明者和推广者。又如加热小石子珞成的“石子镆”（甘肃人按形状叫“炉齿馍”），说是牛郎织女赶往天河相会时，所带干粮发霉或太硬，乡邻帮助想了这个办法。这些当然是羌无故实的，我们却欣赏那想象智慧，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融合。从诸如此类的民俗实物和传说中，又看到三秦人民对自己家乡的历史著名人物，多了一种亲切感情。

《黄土风情录》介绍了陕西民俗与全国许多地方相比或独特或同中有异，是值得一读的。

民俗牵涉的方面太多，而且往往是在细微方面，以曲折的方式相互联系，在有无之间。民俗有时间、空间上的变动，有表象和深层含意的不同。民俗研究的难点不少。

各地民俗研究不平衡，更缺乏交流沟通。已出版的民俗研究论著，很需要补之以学术讨论和批评。取长补短。笔者以为，就表象做浅层描述得多，从内含做深层探究的少，或者所探，并不切合实际。《黄土风情录》也有这方面的具体问题，笔者本着发展学术研究的精神，试申若干管见，以供讨论。其中有些是对民俗的意义未作解说，或解说未必妥当，而那民俗或有共性，在全国民俗研究中也未有解说；有些是陕西独有，对其他地方民俗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一、关于“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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