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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奇书奇史（第1页）

陈均

列位看官，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位奇人，一本奇书，一部奇史。为何如此说法？且待我慢慢讲来。

一

一位奇人，即本书的作者穆儒丐。穆儒丐并不姓穆，因他是旗人，本无所谓穆姓。“儒丐”是他的号，即是“九儒十丐”之意，自况是落魄潦倒的读书人。“穆”则是来自他的名——穆嘟哩，在满语里是“龙”或“辰”之意，所以他又自号“辰公”。总之，他常常开门见山，自述云：燕赵悲歌之地，长安卖浆之家，有废人焉……

——他出生在北京西山的健锐营（里面住的都是当年乾隆征大小金川的精锐部队），出生于1883年或1884年（现在还有争议），先是在晚清政治改革中被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历史地理，又继续学政治经济学。学成回国后，却发现一无所用，正好赶上了民国取代清廷，于是寄身于北京刚刚兴起的小报业，作为记者，经历了那几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乱局。

——他开始写小说，写他所熟悉的北京城的“堕落”，写这座城池的种种世相，写旗人在这清朝民国易代中的悲惨遭遇，写彼时最红最火的娱乐业及明星（梅兰芳、荀慧生等）的发迹史和黑幕。换言之，他从雨果等西洋作家那里得到了观察社会的方式，而将读书人的志向寄托于文学。却不料，又因为小说，砸掉了饭碗（因小说《梅兰芳》被“小说中人”砸了报馆），后来远遁东北谋生；出版了小说，又被私人（“小说中人”）收购、焚烧一空……可谓是中国民间禁书史的奇观。

——他半辈子生活在东北，每天在当地报纸上写各式各样的文字（小说、剧评、散文、话剧、翻译……），写的大多是他念念不忘的北京。譬如这部名为《北京，1912》1的小说，就是从北京迁徙至东北时所写。从早年的《徐生自传》《梅兰芳》《北京》（我称之为“北京三部曲”，写的都是时代鼎革之际的老北京）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如梦令》（1943年出版，从清末民初写到了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可以说，在穆儒丐的笔下，呈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北京大观。

——他是旗人，回到满洲人的“龙兴之地”，他在文字上竭力探索满洲人何以兴起，因此写了一部满洲兴起的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这部小说被孔夫子网站的诸多卖家标注为“评书”，也被学者命名为“制造英雄”），他裹挟在“伪满洲国”的历史与现实里，却又如往昔帝国的读书人一般，翘首北京，心怀天下。

——他在晚年回到北京，更名改姓、默默无闻、平静地度过了这段晚景时光，似乎很少人去追究他在东北的历史（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在东北，他曾经有过家庭子女，现在似乎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他是穆儒丐，一位曾经“丈夫胸怀冲天志”、写过数以百万计文字的文人。只因他还写岔曲2，所以在八角鼓票房里，还有人回忆起这位孤独的老人，还演唱他写的若干曲子。最后见到他的身影，是在一张天津八角鼓名家收徒的合影上，照片上印的时间却是他去世（1961年）的次年，因此又给后世留下了悬念。

二

一本奇书，说的就是本书。非是“王婆卖瓜”，作为编者的我来替已成“古人”或“近人”（现在已找不到家人后代）的作者穆儒丐吹嘘，而是本书确乎有着重要而稀缺的价值，因此也就让我不辞辛劳地将它从湮灭约九十年的历史尘埃里拾捡起来（上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还是1924年），重新郑重地向诸位介绍一番。

——这是一本在现代文学史上无名，在满族文学、戏曲、语言学、老北京文化诸领域大名鼎鼎的小说。如今的现代文学史，即使数十年来经过了数次重写，周作人、张爱玲、钱钟书取代了以往的左翼作家巨头，坐上了前排的交椅，但都始终与穆儒丐无关。因他——一位研究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学者在专著里偶尔提及穆儒丐——只是一位通俗文学作家而已。“北京三部曲”或其他作品，亦是少人认真对待，或者仍是栖于旧刊和早已绝版的民国旧书。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里，情形却大不相同，穆儒丐的形象转而“高大上”，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或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满族文学（或旗人文学）里，最重要的大人物是谁呢？清代的有曹雪芹，有纳兰性德，有西林太清，有文康……民国呢？有老舍，有穆儒丐，有王度庐，有郎红浣……穆儒丐大体上和老舍相当，都书写了乱世之中的旗人、风雨飘摇时代的老北京。只不过老舍乃新文学中人，有时亦听“将令”。犹记一位民俗学家常人春曾愤然而言：北京的警察怎么可能是《四世同堂》里那样的！而穆儒丐，全然与新文学无涉，或者并无此影响。

——在近世戏曲里，穆儒丐是重要的剧评家，尽管还远远未被认识。他将伶人的历史当作《史记》来写，故有《伶史》一书，亦是空前绝后的奇书一部，此是最早的研究晚清民初戏曲的专书之一。他写了小说《梅兰芳》，这本“实名制”小说叙述京城乃至全国最走红的伶人、亦被后世当作中国戏曲的“代表”的梅兰芳，却是写梅氏的歌郎经历。被焚烧数十年后，又被研究者发掘出来，用来探讨彼时的戏曲生态。而读者诸君看到的本书，其三分之一，写的是白牡丹，即四大名旦之另一位：荀慧生。写荀慧生如何成名，作者皆是亲历，因此历历在目。这段历史在现今荀慧生传记里多付诸阙如，或可参照之。

——在语言学研究里，穆儒丐的这本书乃是研究北京话的重要文本。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将本书作为汉语及北京话教材，还专门写文章讨论这部社会小说，探讨小说中的老北京话的释义。本书的注释虽简略，亦有一些难点没有解决（书中有些老北京俗语，问及相关人士，也无人知晓），但实实是从这位日本学者的文章中获益匪浅。

——在老北京文化里，穆儒丐应当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因穆氏所描写的，是自晚清至民国的老北京。现今诸多回忆“老北京”的文史书籍，于穆儒丐而言，不过是经过时代之变，加速“堕落”后的“新北京”而已。本书即是描写了辛亥前后的北京，其地理、其人物、其政治经济，皆如在面前。穆儒丐另有《北京梦华录》，亦是将儿时的北京与彼时的北京时时对比，从中亦可见北京社会文化之变迁。然而，这些仅仅是穆儒丐反复书写北京的文本中，具有代表性的极少数的几种而已。

三

一部奇史，即本书乃是北京之奇史，书中所写及、道及的种种世相，有些或许耳熟，曾被书写，如八大胡同。（但八大胡同与国会之关联，谁又写得那么翔实明晰可感？）而大多细节很少见诸新文学诸多作家笔下。以我看来，这或是因为新文学作家大部分都是老北京的外来者（除老舍外），文学史上所谓“京派”，也不过是寓居于北京的外地文人而已。他们可以描摹北京的风俗与风景（如卞之琳写“垃圾堆上放风筝”），但对老北京的细节缺乏理解，对老北京的前生今世，更是茫然少知。他们所书写的其实是新北京的新生活，即便是好谈古、好抄书、好风土的周作人也是如此。而穆儒丐这些彼时寄身于报业的文人，或与今日之专栏作家相仿，但不仅仅写“美文”“时评”，还要写新闻、剧评、打油诗、岔曲……简直是样样都干。而且他们本身即是北京土生土长（多是旗人），对老北京社会、文化及生活的变化极其敏感，因而事事皆流露于笔下，而化作彼时老北京的一份极真实又极富情感的见证。以下举本书中所涉及的数个事件为例——

旗人之命运。本书中几乎无处不有。鼎革之后，旗人之遭遇极其悲惨，但亦有分化。书中人物大多是旗人，因此本书亦可称作一部辛亥之后的旗人“变形记”。大多数旗人堕入社会底层，如主人公宁伯雍（亦是穆儒丐之自况，穆后来改姓宁）从郊外进北京城，在万寿山所雇人力车夫，便以满语呼之。彼时之旗人，无生存手段者，男多以人力车夫为业（因此老舍的祥子也以拥有自己的人力车为奋斗目标），女则多堕入娼门。观此段描写，与鲁迅《一件小事》、胡适之人力车夫诗相比，可见差异。鲁迅文、胡适之诗仅止于对人力车夫的崇拜或同情，人力车夫只是劳苦大众的符号，而穆儒丐所写这一场景则涉人力车夫之因果。

书中亦写堕入娼门之旗人妇女，至少有两种：一是桂花，为其母主动送入窑子，成为八大胡同里的红人，被议员包养，因而引发了一场闹剧；二是秀卿，因家贫卖笑，却是奇女子，被主人公引为知己，后因贫病而死。此二种，皆是入娼门之旗人之命运，或者前者更常见一些，后者只是作者之理想人物（亦是才子梦）。

书中亦写旗人之同流合污、飞黄腾达者。如主人公寄身之《大华日报》老板白歆仁，白氏是主人公留日的同学，亦是旗人，回国后应合时势，在国会里当议员，出入于八大胡同，又拥护袁世凯复辟。从书中描写的细节，再对照相关史实，就会发现，其实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如主人公宁伯雍即是作者穆儒丐之化身，报馆老板白歆仁亦真是穆氏的留日同学乌泽声的化名，穆儒丐来到北京城谋职，就是栖身于乌泽声担任经理的《国华报》（惜《国华报》今已不存，不然可见更多细节），乌泽声投入进步党（可说是进步党的党鞭），被列入安福系家谱之孙辈。乌氏鼓吹袁世凯当皇帝，时《国华报》新闻常自称“臣记者”，亦是民国报界的一大笑谈。书中，主人公指责老同学背弃往日理想，亦是有据可查。因彼时留日的部分满族学生，曾创办《大同报》，提倡君主立宪，穆儒丐、乌泽声都曾赞襄其事。而这群留学生的领袖，满洲宗室恒钧，此时也在国会为议员，成为国民党人。因此，往昔的这群朋友，满怀天下之大志，在其所属的阶层倾覆后，走上了迥然相异的道路。也可由此见及辛亥之后旗人知识分子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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