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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潜意识劝导（第1页）

在1919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通过一个脚注，呼吁读者留意波孜博士的著作，此人是澳大利亚的一名神经病医师，当时刚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他用速示器[1]所做的一些实验。所谓速示器，是一种仪器，由两部分组成，包括了一个观看的小箱子，箱内的观看者会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看一幅图像；还包括一个神奇的天窗（像灯笼一样），配备了一个高速快门，能快速将一幅图像投射到屏幕上。在这些实验中，“波孜要求观看者画下在速示器中看到并记住的一幅图像。……然后波孜转而注意实验者次日夜晚所做的梦，再一次要求观看者画下能清晰记得的梦境。结果表明，观看者所见的图像的某些细节倘若一开始没有被记住，就会成为后来的梦的素材”。

经过反复的修改和完善，波孜的实验被重复了多次，近来做这实验最勤的人是查理·费雪博士，他写作了三篇出色的论文，发表在美国心理分析协会的会刊上，主题都是关于梦以及“前意识知觉”的。与此同时，学院派的心理学家们也没有闲着，在确认了波孜的发现之后，他们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发现其实人们真正的所见所闻，远比他们意识到的所见所闻，内容要丰富太多了，这些没有被意识到的见闻，储存在潜意识中，却能对人显性的思想、情感、行为产生影响。

纯科学可不会永远那么纯洁，或早或晚，它都要被应用到实际中去，最终变成技术。理论转变为工业实践，知识变成生产力，公式、室内实验经过华丽转身，甚至都能变成氢弹呢。在此处讨论的实例中，波孜所做的小而精致的纯科学实验，以及其他在“前意识知觉”领域所做的同样小而精致的纯科学实验，保持了其原始的纯洁性，时间倒是相当长。后来，1957年的早秋，在波孜最初的论文发表整整四十年之后，人们宣布科学的纯洁性已然不再，波孜的发现已经进入应用化阶段，并成为了一种技术。

这在整个文明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实，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门新的技术名为“潜意识投射”，顾名思义，这门技术与大众娱乐业关系匪浅，而在文明人的生活中，大众娱乐业如今起着至为核心的作用，好比中世纪时的宗教。我们的时代有好些绰号，比如“焦虑的时代”、“原子时代”、“太空时代”。或许，同样有充分的理由称之为“电视迷时代”或“肥皂剧时代”或“播音员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波孜的纯科学已经以“潜意识投射”之名技术化了，这一声明免不得要引发全世界大众娱乐行业的极大兴趣。

因为，这门技术直接针对大众娱乐业的受众，其目的就是为了操纵他们的思想，却不让他们知道自己被操纵了。通过特别设计的速示器，当节目正播出（不是播出之前也不是播出之后）的时候，特定的文字、图像可以在一毫秒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在电视屏幕或影院幕布上一闪而过。

当节目里正播放着情侣相拥或心碎母亲眼泪直淌的场面时，“来杯可口可乐”或“点上一根骆驼牌香烟”这样的字眼已经叠加到画面上去了，观众的视神经记下了这些隐秘的信息，其潜意识会响应这些信息，长此以往，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对汽水或香烟极度渴望。与此同时，其他一些隐秘信息则被低柔地说出来，或尖利地叫出来，终有一日，听者会真的意识到这些声音。在意识层面，听众也许正注意到诸如“亲爱的，我爱你”这样的句子，而在潜意识层面，在低于阈值的意识之中，在他们那令人不可思议的敏锐的听觉和下意识的神智中将接收到有关除臭剂和泻药的最新好消息。

这种商业宣传真有效果吗？从第一家披露“潜意识投射”技术存在的广告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效果不明显，若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效果尚不是很令人满意。据说，在电影画面中定时闪入购买更多爆米花的暗示，能使电影中场休息时间的爆米花销量猛增50%，但是孤例不能说明什么。此外，这个试验本身做的也不完善，既未对试验过程进行控制，也未考虑到必定会影响观众消费爆米花的多种变量因素。更何况，莫非这就是从事潜意识知觉研究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其最有效的技术转化？从本质上来讲，单单把一个商品的名字和购买该商品的指令打在屏幕上，就能打破销售阻力，吸引新客源吗？针对这些问题，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自然，这不是说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发现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其实，只要应用得当，波孜所做的小而精致的纯科学实验可以变成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用于控制那些毫无防备之心的人们，这方面的证据还是有一些的。

且抛开爆米花零售商的试验不谈，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同样的领域里所做的另外一些试验，这些试验没那么嘈杂，但更具想象力，手段也更先进。在英国，控制低于阈值的意识的程序，被称作“频闪输入法”，研究者强调，创造适当的心理状态，为“潜意识劝导”做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暗示要想对高于阈值的意识更有效果，必须确保接收暗示者正处于轻微的催眠状态——或者是特定的药物正在起作用，或者因疾病、饥饿以及其他任何生理、情感的压力而疲惫不堪；但是，既然暗示能对高于阈值的意识起作用，也一定能对低于阈值的意识起作用。总而言之，一个人心理抵触程度越低，那么“频闪输入法”的暗示效果就越好。未来的科学独裁者将会在学校、医院以及所有公共场所装备耳语机器和“潜意识投射仪”（需知儿童和病人最易接受暗示），通过暗示性的演讲、仪式，软化听众的防备之心。

前面我们讲到如何创造条件使潜意识的暗示效果更好，现在我们要来谈谈暗示本身。何等情况下，宣传家们可以直接影响受众的潜意识？要让直接命令（“去买爆米花”或“给琼斯投上一票”）、断语（“斯大林是臭大粪”或“X牌牙膏清除口臭”）起作用，前提是受众已经对琼斯或爆米花有所偏好，已经对斯大林和口臭的害处非常敏感。但增强已经存在的信念还不够。一个称职的宣传家务必要去创造新的信念，务必学会把中立的或立场动摇的人拉到自己一边，务必能够促使敌人软化态度甚至转变立场。因此，他知道，自己必须在潜意识的命令、断语之外，加上潜意识的劝导。

针对高于阈值的意识，最有效的非理性劝导手段就是我们所称的“联想劝导”。宣传家蛮横地将他要推广的产品、候选人、理念，与特定文化中大多数人视为绝对正确的观念、人或事物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在销售策略中，可以生生将美女与从推土机到利尿剂的任何物品联系在一起；在政治运动中，爱国主义既能与从种族隔离到种族融合的任何理念挂上钩，也能与从甘地到麦卡锡之间的任何人物牵扯到一起。

几年前，在中美洲，我亲眼见到一个“联想劝导”的实例，对设计者我不免心怀钦佩之情（虽然难免有些惊悚之感）。在危地马拉山区，唯一进口的工艺品是彩色日历，由外国公司免费分发，这些外国公司的产品，是要卖给印第安人的。其中，美国公司分发的日历上面，都是一些狗啊，风景啊，半裸的美女啊之类的图片，但是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狗不过是一种实用的动物，风景不过是他们每天见到太多的东西，至于半裸的金发美人，他们不仅不感兴趣，兴许还有些厌恶呢。相比较而言，这些美国公司的日历，就远没有德国公司的日历那么受欢迎了。因为德国的广告专家们不辞辛劳地研究了印第安人的兴趣和价值观。我仍然记得其中一本日历，实在是商业宣传的杰作。这本日历是一家阿司匹林制造商出版的。在日历画面的底部，人们可以看到装着白色药片的眼熟的药瓶上面那眼熟的商标，其上则没有什么雪景、秋日森林、可卡犬、大胸的女演员。呸，德国人狡猾着呢，他们印上了色彩明艳、栩栩如生的基督像，他坐于云上，为圣约瑟夫、圣母玛利亚、各式各样的圣徒和一群天使环绕。德国人就是以这等形象与他们的镇痛药联系在一起。其神奇的效果便是，他们生产的阿司匹林在印第安人朴素、虔诚的心灵中与圣父以及整个万军之天国紧紧相连了。

潜意识投射的手段配合此“联想劝导”术，效果似乎甚佳。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支持之下，纽约大学做了一系列实验，实验表明，一个人对某些意识可见的形象的感觉，如果在潜意识层面与另一个形象（或最好是有价值判断性的词句）联系到一起，则此人原来的感觉会被改变。也就是说，如果在潜意识层面与“快乐”这个词联系到一起，那么即使一张空洞的、毫无表情的脸，在受众看来，也似乎是在灿然微笑、友好对望、和蔼可亲、乐于助人；同样一张脸，如果在潜意识层面与“愤怒”这个单词联系到一起，这张脸就会呈现出令人生畏的表情，对受众来说，它似乎是充满敌意的，令人感到厌恶。（不过对于一群年轻的女士来说，似乎“愤怒”的这张脸她们觉得是充满阳刚之气的，相反，当这张脸与“快乐”联系在一起时，她们却把这张脸看成是属于她们这个性别的一员。诸位父亲、诸位丈夫，你们可得记牢了。）

对于商业或政治宣传家来说，这些发现明显有非常高的价值。如果他能提升受众对暗示的敏感性，直到反常的高值；如果此时他向受众展示他要推销的事物、人，或通过一个象征来推销一个观念；与此同时，在潜意识层面，他还能将要推销的事物、人、象征物与某些带有价值判断的词语或形象联系到一起，那么，他就能改变受众的情感、观点，而受众则完全不知道他已经对他们施加了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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