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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者报告（第1页）

附被审作者的评注

“自由是一种比约束力更为复杂微妙的东西。”[1]托马斯·曼这样写道。

当然更加微妙。但是约束力，这个让人产生种种不快联想的东西，难道就那么简单明了吗？1989年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快速崩溃难道就能证明这个庞大的政体原本就简单而脆弱，不堪一击吗？

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就是过快地忘记了极权统治下那些混乱的地下势力走廊——我们不应该忘记，在那些黑暗的角落里，约束力或势力无处不在，甚至是在自由这个复杂而微妙的世界里。

在布加勒斯特之战中，安全局的秘密渠道展示在全世界面前，那种已经渗透到民众各个阶层的恐怖、愚蠢和腐化一览无余。和暴乱期间那些誓死保卫自己利益的极端分子相比，安全局的那套机制显然更加复杂、更加可怕。在一个拥有四百万执政党党员（投机分子）和庞大告发网络（每一个机构甚至每一幢居民楼）的国家里，我们很难相信媒体所说的，1989年年末发生在罗马尼亚的斗争只是安全局与军队和人民之间的斗争。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军队和民众中有多少安全局的人……武器不仅仅是那些在为自由而战时让人看得到听得见的东西，还有更多其他的：数量更大，更为微妙，甚至更加残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更为隐蔽的武器已经深深地侵入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中，从而有着更为长久的效力。在通往民主和自由的曲折道路上，要解决众多行政、经济和物质问题固然很难，但要从当权者强加于人的那些如迷宫般漫长而复杂的堕落过程中解脱出来则是难上加难。

审查制度——文字的秘密警察，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是最可怕的权力武器之一。人们觉得审查者不过是一些头脑狭隘的官僚，在很多情况下，事实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多边发展”[2]的罗马尼亚改良了这个权力机构，不断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充满智慧、思想犀利的人加入这个行业中来。这个机构采用的办法也不断改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微妙”。简而言之，变得更加阴险诡秘。

20世纪70年代末，审查制度在罗马尼亚一度被“废止”。独裁者本人一拍脑袋，要把在外交政策中“成功”实施的模糊政策也运用到国内事务中，以此来对付国外媒体对其镇压所表现出来的反对情绪，尽管这种情绪仍然表现得颇为胆怯。

罗马尼亚的反苏姿态被用来作为它采取所谓独立政策的证据，但同时也让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暴政统治中汲取经验来建立并巩固一个拜占庭式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它和以色列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和阿拉伯恐怖分子也交往密切。“自由移民”政策正好满足了顽固民族主义分子“净化”人口的梦想，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硬通货，因为以色列和联邦德国要为每个获得自由的公民交付一定的费用，这样的政策还让罗马尼亚在美国议会那里赢得了高分。这种外交政策中的模糊策略为独裁统治在西方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同情率，这一点从很多外国元首的态度中都可以看出来：戴高乐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福特和尼克松对罗马尼亚的“自由”大唱赞歌，英国和瑞典的王室以高规格的礼节接待过我们的独裁者，联邦德国的政界要人频繁发出邀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不管是出于幼稚轻信或是讽刺挖苦，所有这些举动都不可饶恕地遏制了国内的反对力量。

于是，罗马尼亚的公众舆论声音微弱，受人操纵，没有国外援助，只能完全受制于领袖的“天才领导”。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综合体，再加上一些时髦做作的元素，就成为罗马尼亚的原创，美其名曰“新民主”。

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一方面，监督和镇压的机制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看上去更为民主的政府机构，其主要目的是要将人们对共产党和安全局的不满转移到地方行政机关身上（当然这些地方行政机关是受上级机关领导的），或是转移给他们的工友或邻居、驾驶拥挤公交车的司机、在无货可卖的商店里工作的售货员，等等等等——这是一种被替代的因果关系，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让当权者可以接受的结果[3]。

“替代”这个概念使用得越来越普遍，它不仅是一种欺骗性政治策略，同时也运用于衣食住行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货真价实的产品逐渐被替代物所取代，这些替代物有的品质低下，有的干脆就是假货。在文化领域情况也一样，他们允许一些非常“敢讲话”的高层官方作家批评某些对于其他人来说纯属禁忌话题的负面现象，同时却攻击一些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孤立他们，使他们成为边缘人。这种对舆论的操纵——得到了当权者的许可——为大众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这却是另一种欺骗：那些“批评”，无论多么严厉，都是“辩证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批评方法非常简单，就像被批评的对象一样），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要向领袖及其国家和意识形态表示效忠。所有的雇员都要交纳“特殊”的税，为了成为各种失败企业的“共同所有者”，他们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被扣留下来。工人们是一切产品的生产者、受益者和拥有者，我们的领袖反复地这样告诉人们。

“新民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替代策略。规模宏大的代表大会（工业、农业、教育和文化各个行业）定期召开来讨论通过领袖关于下一阶段在通往共产主义金光大道上如何发展所做的“宝贵指示”。这样的做法把所有人都卷入了共同的阴谋中，让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要承担一定的罪责。每个官方举动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大谈特谈具有煽动性的可笑的“新民主”，另一方面又穷尽所能地挖掘更新、更高级的方法来误导和压迫民众。不论是在党这一层面还是群众这一层面，欺骗已经成为蔓延全国的疾病，人们通过它得以生存。罪恶感无处不在，但也分为很多层次。有些人自己萌生罪恶感，有些人的罪恶感是被强加的。

为了申请出国，首先要得到工人的许可，也就是说，要得到工友委员会的推荐，而这个委员会做出怎样的反应都是根据安全局官员的指示（几乎所有的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

这个新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权为了寻求一种模棱两可的合法性，将旧式极权主义口号和极端右派口号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富有弹性的语言，形成了一种更符合西方口味的新话语风格。

新一代的统治机关工作人员已经形成气候，这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有的拥有博士文凭，有的还曾留学海外。他们的愤世嫉俗开始产生效果。党成功地用这些特权阶级的“精英分子”“替代”了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越来越孤立，身心疲乏，甚至受到恐吓）。新型知识分子们甚至被允许向社会的负面现象提出“控诉”。各种各样的小说和诗歌得以大量出版，这些虚伪的“毫无掩饰”的控诉得到官方作家的许可，还收获了丰厚的稿费。有了对这些“控诉”的操纵，当权者才可能鼓励“辩证的”、激烈的“辩论”（这就像辩护律师不断重复起诉状里的言辞，企图把语句的意思变得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一样）。

这些“替代”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人们渴望任何一种面包、肉类、书籍、衣服、娱乐或信息，不管它们是好是坏。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有，即使是这些“替代物”也不是想要就有的，这还要取决于统治家庭的心情。

20世纪70年代末，一纸总统法令废除了新闻出版署（审查机关），这是少数几个办事效率较高的机构之一。党深信，在三十多年的极权统治之后，自我审查和相互监督可以成功地取代专职人员。

审查的工作很自然地由“工人们”承担了。在实践中，和从前一样，如果没有得到工人指定代表的同意，讣告或广告也不能刊登。报纸、出版社、杂志和印刷厂要经过“专业的”内部顾问完成审查工作。

但是曾经成功实施了几十年的自我审查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党的期望了。人们对真理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人们的应变手段越发普遍而复杂（不仅仅是坏的方面，有时也有好的方面），让当权者不安的出版物数量在持续增长。

补救措施很快应运而生了。在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及其新成立的阅读服务部的领导下，审查制度通过众多中介措施得到了“加强”。审查制度不断壮大丰富，而对出版物的“清理”开始使用新的更具欺骗性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的人甚至认为，当权者“废除”审查制度的动机是为了引起强烈的不满，对新“民主”制度不满的作家们会要求（通过“控诉”、请愿和其他民主途径）回到原先有着明确目标和逻辑方法的旧制度。确实，在窘迫经济条件下日益恶化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被反映在愤怒的文字中。

这就是我在写作《黑信封》时罗马尼亚所处的情况。我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贴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小说因其分析精神、感知力和本质的批判态度，被迫要逃避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诗歌之花却可以在边缘静静地开放，宁静而甜美，置整个世界于不顾。”[4]曼是在纳粹横行的时期写下这些话的，那时纳粹政治家们声称只有散文作家会选择移居他国，诗人不会（诗人是“高尚德国精神”的承载者）。我选择这句话不仅仅是偶然。

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在与周围和内心的困难斗争着。每天我都下定决心不再写作。曼在那些恐怖的黑暗岁月里这样写道：“我的道德心和批判力在不断受着煎熬，我越来越难继续小说创作这一崇高的游戏，除非我‘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让我的心停止忧虑、感悟和痛苦，不再仇恨和鄙视。”[5]我的“游戏”也是在一个恐怖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的，我也强烈地希望摆脱心灵的负担，这样的负担已经让我难以忍受，但是奇怪的是，在对它的抗拒中，竟然也产生了激励我的力量。我还在写作！我的担忧集中在一点上：我的书决不能被统治制度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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