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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边境的写作 中文版序／余华（第1页）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这是我家里最受欢迎的名字之一，也是我朋友里最受欢迎的名字之一。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导演兼编剧的名字，去年9月我才知道这也是一个小说家的名字，我在米兰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他的一部小说集，可能就是这部《婚姻中的陌生人》，费特里纳利出版，我们是同一家意大利出版社，午饭的时候我询问我们的编辑法比奥，法比奥说已经出版了库斯图里卡两本书。

库斯图里卡没有告诉我他写过小说。今年1月26日，我们在一个山顶的小木屋里喝葡萄酒吃烤牛肉，那是在塞尔维亚和波黑交界之处，景色美丽又壮观。我们从下午吃到晚上，夕阳西下之时，我们小心翼翼走到结冰的露台上观赏落日之光与皑皑白雪之光如何交相辉映，光芒消失之后我们冻得浑身哆嗦又是小心翼翼走回木屋，继续我们的吃喝。木屋里有库斯图里卡和我，有佩罗·西米柯，他是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的顾问，他说他的总统和库斯图里卡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两个人，经常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打电话把他吵醒，有马提亚院士和德里奇教授，还有给我做翻译的汉学家安娜。那是一个美好的下午和晚上，德里奇教授喝着葡萄酒向我了解《许三观卖血记》里的黄酒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如何讲述黄酒的味道，就告诉德里奇下次来塞尔维亚时给他带一瓶。马提亚院士讲述他读过的中国古典诗歌，他背诵了其中一句：“你只要坐在河边耐心等待，就会有一具你敌人的尸体漂过。”我不知道这句诗出自何处，心想翻译真是奇妙，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有中生无，不过这个诗句确实不错。

然后库斯图里卡开车带我们来到一个滑雪场的酒吧，我们坐下后，他坐到壁炉台阶上，让炉火烘烤他的后背。这时候我想起在米兰书店里看到他意大利文版小说集的事，我告诉了他，并且告诉他出版社的名字，他让我重复一遍出版社的名字，然后叫了起来：“啊，对，费特里纳利。”这就是库斯图里卡，他知道自己的小说在意大利出版了，但是出版社的名字他没有关心。如果我打听他的电影在意大利的发行商名字，他可能也要好好想一想，然后：“啊，对……”

这部《婚姻中的陌生人》里收录了库斯图里卡六个中短篇小说，《多么不幸》《最终，你会亲身感受到的》《奥运冠军》《肚脐，灵魂之门》《在蛇的怀抱里》和《婚姻中的陌生人》。我因此经历了一次愉快的阅读之旅，每一页都让我发出了笑声，忧伤之处又是不期而遇。这部书里的故事让我感到那么的熟悉，因为我看过他所有的电影，读过他去年在中国出版的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去过他在萨拉热窝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过的两个街区，站在那两个街区的时候我想象这个过去的坏小子干过的种种坏事，他干过的坏事比我哥哥小时候干过的还要多，我哥哥干过的坏事起码比我干过的多五倍。

《多么不幸》的故事发生在特拉夫尼克，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我读过伊沃·安德里奇的《特拉夫尼克纪事》，我仍然有着熟悉的感觉。《在蛇的怀抱里》讲述了波黑战争，这应该是让我感到陌生的故事，可是我看过他的最新电影《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这部电影就是来自这个故事，我还是熟悉。其他的故事在萨拉热窝，有时候去一下贝尔格莱德。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个熟悉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无处不在。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他用生动和恶作剧的方式描写了这个世界。他的生动在叙述里不是点滴出现，而是绵延不绝地出现，就像行走在夜晚的贝尔格莱德，总是听到在经过的餐馆里传出来库斯图里卡电影里的音乐。他的恶作剧在叙述里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和相遇的，如同多瑙河与萨瓦河在贝尔格莱德交汇到一起那样。

《多么不幸》开头的第一句：“德拉甘·泰奥菲洛维奇之所以被谑称为‘泽蔻’——小兔子——是因为他爱吃胡萝卜。”这个叫泽蔻的孩子的生日是3月9日，他的父亲是一个对家庭没有丝毫责任感的人。泽蔻有着连续五年的苦恼，他的父亲斯拉沃上尉总是记不得3月9号是他的生日，可怜的孩子就会希望“要是我能让3月9号从日历上消失，那我的生活就会轻松多了”。

因为有一个三八妇女节，泽蔻问母亲阿依达：“为什么没有属于男人的节日呢？”母亲回答：“因为对于男人们来说，每天都是过节。”泽蔻又问：“可又为什么偏偏是3月8号，而不是别的日子？”他的哥哥戈岚说：“为了让斯拉沃忘了你的生日！”

这位斯拉沃上尉都不愿意抱一下儿子泽蔻。“斯拉沃，我可怜的朋友……你就不能抱抱你的孩子吗？难道会抱断你的胳膊？”斯拉沃回答：“不卫生！”

泽蔻母亲阿依达说过，等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她就把丈夫斯拉沃一个人丢在那儿，独自远走高飞，连地址都不会留给他。泽蔻的哥哥戈岚“整天眼巴巴盼望着自己什么时候能拿已故的父亲起誓”，“戈岚毫不掩饰这个关于父亲的阴暗念头：‘赶紧断气吧，老东西！’”

这部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婚姻中的陌生人》，库斯图里卡描写了一位与斯拉沃上尉决然不同的父亲，布拉措·卡莱姆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

我的父亲，布拉措·卡莱姆，热衷于讲述女人们的英勇壮举。他最喜欢的女英雄有圣女贞德、居里夫人、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当他讲起一位母亲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情绪变得十分激动，就连心脏周围的衬衣都随之颤抖，他松了松领带，最后，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法西斯从萨拉热窝上空丢下一颗炸弹，莫莫·卡普尔的母亲，用自己的身体为她的小蒙西罗搭起一道屏障来保护他。最后他得救了，可卡普尔同志却在爆炸中丧生！”

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我看着他，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没错，哭了！不知究竟是什么感动了我——是我父亲，还是关于这个母亲的故事。

莫莫·卡普尔是一位作家的名字。小说里的“我”，也就是布拉措·卡莱姆的儿子，是一个小痞子，此后冒充莫莫·卡普尔的名字招摇撞骗，而且信口雌黄把当时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科学家切多·卡普尔说成了他的叔叔，与他的痞子伙伴科罗和茨尔尼整天鬼混在一起，做过的坏事一卡车都装不下，科罗是他们的头儿。库斯图里卡恶作剧般的描写里时常闪耀出正义的光芒，这让我们看到库斯图里卡是一位情感丰富和视野开阔的创作者，他在叙述里让痞子小卡莱姆自我感动地给两个痞子伙伴科罗和茨尔尼讲了那个高尚的故事：

我们三个聚在商店门口，喝点儿啤酒，然后等着佩顿的几个小崽子们，好向他们收过路费。我开始讲起莫莫·卡普尔母亲的故事，却突然鼻子一酸流起眼泪来。科罗立刻抓住我不放：

“哭唧唧的那个人哟……小娘们，走开！”

“就一滴眼泪而已！”

“一个痞子，一个真正的痞子，才不会哭呢。哪怕他老妈刚咽气！”

“那你呢，你老子死的时候，你兴许没哭吧？”

“不许扯我的事儿，记住了？！我是你的头儿。快点儿，咱们到那上面去！”

那位热衷于讲述女英雄壮举的父亲布拉措·卡莱姆是一个瞒着妻子在外面寻花问柳的高手，库斯图里卡这样写道：“我父亲并不是按照南斯拉夫标准打造出来的。他身高一米六七，脚下垫着四厘米的增高垫；他的衣服都是找裁缝量身定做的，每次总要十分留心，让裤脚遮住增高垫。”布拉措·卡莱姆对他儿子解释用增高鞋垫是因为他的脊椎，不是为了身高。而他的小痞子儿子觉得男人们的增高鞋垫与女英雄们的光荣事迹不无关系，他注意到父亲看女人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送秋波”。让女人被盯得难以承受：“好了，卡莱姆同志，求您了！您让我不好意思了。”有一天他父亲从萨格勒布回来后与母亲争吵到深夜，科罗为此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这表明他在萨格勒布的情妇都把他榨干了。”

这就是库斯图里卡的恶作剧，让一个崇敬女英雄的男人到处搞女人，最后竟然跟儿子在一对姐妹那里汇合了——儿子的是姐姐，父亲的是妹妹。小说结尾的时候父子两个达成默契，父亲请儿子帮个忙，儿子问什么忙，父亲说：“如果哪天我突然死了，你必须第一个赶到我身边，你得收好我的电话簿，让它永远消失。”儿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好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事例，也是发生在东欧那里，不是塞尔维亚，当然我不能说出那个国家的名字，以免我的朋友日后被人对号入座。这位朋友在他父亲五十岁生日即将来到之时，与他留学时认识的一位法国女同学联系，邀请她来自己的国家游玩五天，所有的费用由他来出，条件是陪他父亲睡一觉，那位法国女同学同意了，于是他父亲在五十岁生日的晚上与一位年轻的法国女郎共度良宵，他则是陪着母亲喝酒聊天到天亮。在那里，男人过生日时与家人吃完晚饭和蛋糕后，就会出去和朋友们在酒吧里喝酒喝到天亮，所以这位朋友的母亲没起疑心，而且有儿子陪着聊天感到很高兴，她不知道这是儿子的拖延战术。这位朋友的父亲后来得意扬扬地把这个特殊的生日礼物告诉了自己的弟弟，让他的弟弟十分羡慕，希望自己的儿子在他五十岁生日时也能送上这样的礼物。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父与子这样两个男人之间的阴谋，是那些母亲和女儿和姐妹们无法探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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