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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麦子的确知道我们。

1969年在陕北，最大的问题是饿，不是不够吃，是吃不够，永远吃不够。

我们是一群眼睛冒着蓝光的狼，无论看到什么，第一个念头总是“能不能吃”。

每月每人30斤精粮，是政府拨给的，需我们按时到刘家河公社去取，这是国家对插队知青极大的照顾了。驮粮的时候我们一个不落，倾巢出动，早早从发财爹那儿赶出灰叫驴，打打闹闹沿着崎岖山道往公社走。黑子也跟着我们，黑子是我们从村民王赶赶家抱来的小狗，来的时候眼睛还没睁开，硬是用面汤喂大，现在已经很有点儿狗样了，一身毛在阳光下缎子般地闪光，线条极佳，叫声也响亮。黑子随着我们跑前跑后，明亮而欢快，成为我们驮粮队伍的一道风景。队伍转过山峁逃出发财爹的视线，老二立刻爬上驴背，在驴背上拉开山大王的架式，高唱“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我们几个没有骑光板驴的能耐，只好揪着驴尾巴走。叫驴也很重视这趟差事，平日倔而佞，不好使唤，但只要去公社驮粮，从来都是乖乖儿的，让走就走，让停就停，连臭屁也不放。在公社我们可以用从北京带来的全国粮票买烧饼，一人四个，男女平等，其中也包括叫驴和黑子的，黑子的减半，吃四个烧饼得把小狗撑死，多出两个给发财捎回去，以示我们的友情，感谢他的关照。驴驮粮食是为我们服务，为我们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理应受到好招待。给驴和狗吃烧饼，把发财爹心疼的，骂我们是造孽，是暴殄天物，说我们要遭报应。我们不相信报应，我们相信平等，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说过，在水沟里草履虫的生命和人一样高贵，草履虫都高贵了，何况是驴和狗。

驮回来的粮食搁在我们窑里，由老大张秀英看管，老大人老实，话也少，女生窑里原本四个女生，一个回去养病了，得的病很时髦，抑郁症，平时也看不出哪儿有毛病，人家就是抑郁，脸冲着墙一坐一天，不说一句话。支书怕她自杀，让她回去了；另一个她爸爸是个造反干部，写了个条子，就调县里当播音员了。窑里就剩了我和老大，一条可以睡七八个人的大长炕，我们俩一头一个，中间是空空荡荡的炕席，谁不挨着谁。我俩都没有靠山和后门，老大出身工人世家，根红苗正，她爷爷参加过长辛店“二七”工人大罢工，她爸爸是铁路信号厂六级车工，她本人当过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队员，当过“西纠”的老大别看人高马大，站在那里女拿破伦似的威武，胆子可比谁都小，她最怕的就是鬼，在她的眼里，满世界都是鬼。老大一到天黑就不敢出门，最怕过坟地，她说天一黑，坟里的鬼就会出来，在自己的坟堆上坐着……老大那个工人爸爸名声好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其实什么也不领导，一点儿权利也没有，购货本上半斤白糖二两芝麻酱，半块肥皂一两碱面，他不比别人多一分一毫，上班就知道摇手柄车螺丝帽，这样的爸爸写一百张条子也没人把他闺女折腾出去当播音员！

我尽量将自己的情况讲述得简单，这主要是得益于莫姜的真传，得益于大秀的点拨。在莫姜事件后不久，父母亲就去了，是一块儿去的。父亲一辈子喜欢远游，这回是带着母亲走了，两个人吃了安眠药，睡过去没醒过来。父亲这趟远游是游得远了，再也回不来了。

其实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人家国务委员都拉出来游了街，照样吃喝不误，他一个政协的，让几张大字报，一个莫姜乱了分寸，匆匆忙忙奔往他界，划不来！填写出身的时候，依照大秀的嘱咐，我填自己的出身是“自由职业者”，谁也说不清“自由职业”是个什么职业，但提起父亲母亲总要费些口舌解释他们为什么同一天死，当然，最好的解释是“煤气中毒”。

在知青中，我的年纪大，因为听话，肯吃苦，会写批判文章，能整材料，当了知青点的“点长”。到农村第二年，上边给支部下达了“知青火线入党”的指标，各村都有，必须完成，硬任务。村支部有意发展我入党，介绍人是发财和他爹，两个农民介绍一个“自由职业”加入党组织，挺有意思。

回过头来继续说吃。

管粮的老大根本管不住粮，她管的只是领粮的粮本，饭是大家轮着做，两人一天，谁做饭谁舀面，舀多舀少全凭感觉。做饭是大家都乐意干的活，不出工白记分，男的十分女的八分，年底按分分红，分的结果是每人倒找队里多少多少钱。

我们每人做饭都使出了看家本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饭便做得空前绝后，花样翻新，非后顺沟的土农民可比。粮食驮来的前十天，我们的饭桌上比较充盈，烙饼馒头干面条，往死里撑，不撑得肚子疼不叫吃饱；当中十天吃得比较简约，比较柔软，稀粥糊糊疙瘩汤，老五说这叫“哄上坡”，看来吃得撑，拉着车上到峁顶就泄没了；最后十天是“自力更生”，我是点长，我郑重宣布，自今日开始，像《地道战》一样，咱们得“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了。

话说得含蓄，可是意思很明白，“各自为战”就是自己找饭辙。

我们的“辙”有三条路，第一是串门，事先侦察设计，潜入到村里各家各户，有一搭没一搭地待着，到了吃饭时候腆着脸不走，有你一碗就得有我一碗，实际就是蹭饭，用文化人的词汇叫“打秋风”；第二是串队，附近各村都有知青点，前顺沟、段家河、甘谷峪、阎王砭，方圆百里都是朋友，串队是常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知青们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哪儿来的，只要是知青一律管吃管住，住三五天也行，住十天半月也行，完完全全的共产主义供给制。我们到他们那儿去串，他们也到我们这儿来逛，各点背粮的时间不相同，大家又都是好脸面的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只要有人来串队，物质倾囊而出，毫不吝惜。这点我们后顺沟做得最为突出，众人俱称我们是绿林领袖，是黄土地上心肠最热的哥们儿；第三就属于我们集体的“创收”了，“创收”是这个世纪才兴起的词汇，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被我们秘密使用了，是土地和饥饿赋予了我们后现代式的词汇灵感，我们真是了不起的一群。所谓“创收”，简单说就是“捎带”，我们捎带的内容很丰富，这里不一一介绍。古人“为长者讳”，我们为自己讳，这里面有一个尊严和脸面的问题。

我们后顺沟知青点有五个人，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我和王小顺。村里老乡不叫我们的名字，按个头高矮当面叫我们老大老二，背后叫我们狼，饿狼，因了我们的出现，村里的鸡不断发生失踪事件，地里的野兔也少见踪影。

老五王小顺被农民们叫做“五狈”，他个头最矮，小豆子一样的机灵，眼睛一转一个主意，一转一个主意。因了他的聪明好钻研被安排为赤脚医生，那时每个村都有不脱产的赤脚医生，说“赤脚”并不是光着脚不穿鞋，是来自基层农村的意思。毛主席有伟大的“6·26指示”，要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赤脚医生是这个政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走中西医结合道路什么的。赤脚医生由各村推荐，在县卫生院培训三个月，回来就是大夫了，后来有个电影叫《春苗》，表现的就是赤脚医生的正确与高明，那些专家学者都是狗屁不通的屎蛋，一看长相就很不正经。五狈的医疗水平有限，小病看不好，大病看不了，动辄还让人喝凉水败火，谁有病也不找他，他只能给大伙抹抹红药水，上点儿消炎粉什么的。卫生院给他配了一套亮闪闪的银针，长的短的，粗的细的，还有一个三棱的，尽管五狈很想试试这些针，但一直没找到自愿牺牲的对象。

五狈是他们家的老儿子，他上头还有一个哥哥。他哥是北京工总造反兵团的，因为喊错口号成了“现行”，被关了，先说在里头神经发生错乱，后来说死了，病死了。五狈他妈是捡破烂的，我们离开北京时他妈去送站，一头白头发，挎着个小包袱，像个逃难的婆子。老太太因为曾经开过杂货铺，被划为小业主。小业主的成分比较尴尬，既不能团结也不能打倒，属于怪模式眼的一个阶层，这就造就了五狈小业主式的灵动，会看风使舵，办坏事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往好听了说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用老乡的话说是“揣着一肚子哈（坏）水水的碎song”。陕西话“碎”好理解，就是“小”的意思，只这个“song”比较生僻，就这个词我问过发财的爹，被那老头子拿杈抡了出来。后来才知道，“song”指的是男性精液里面的精子，用普通话翻译，王小顺就是个“小精子”。我们都认为这个创意太传神了，问题是这么独到的命名却被老乡们一带而过，在他们的嘴里，碎song小顺被叫做了“五狈”。

狈是狼群里的军师，一群狼里一旦出现了一只狈，那么这群狼就会无往而不胜，所谓的“狼狈为奸”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当地传说，有个农民去集上卖柴，天黑才回来，碰上一群狼，狼要吃他，情急之下，农民爬上了麦秸垛，在上头和群狼对峙。下头的上不去，上头的也不敢下来，僵在了那儿。这时，狼们请来了一只兽，这兽似狼似狗，个头细小纤瘦，毛色黯淡，两眼放光，行走时将前腿搭在两只狼的背上，像坐轿。那兽呜呜地低吟，像是吩咐什么，须臾众狼散开，将麦秸垛严严围拢，各自从下头用嘴抽麦草。眼瞅着麦垛就塌了，农民大喊救命，恰巧过来几个赶骡子的，将那群狼吓唬跑了。赶骡子的说农民是遇上了狈，狈那家伙一肚子哈水水，比人还有思想。但是这只头脑灵光的动物有个弱点，前腿短，后腿长，勾子（屁股）撅得高高的，得搭在狼脊背上才能行动。有行动的没头脑，有头脑的没行动，老天爷的安排就是这么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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