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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第1页）

安娜

安娜美丽端庄、高贵典雅、聪慧善良、自然真诚、又富有激情，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美貌和深刻丰富的精神世界，在思想、感情、才智、品德等方面都远远高于当时一般的贵族妇女。

安娜的优秀和不同凡响首先在于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性解放、生命意义、爱情自由的渴求。“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这是觉醒中的安娜的坚定的呼声。她爱上渥伦斯基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辉而且要把幸福发散给别人的神态”，这是一种自己幸福也希望别人幸福的崇高境界。她对爱情自由的执着追求，体现了贵族妇女对生命意义的尊重，对个性解放的要求，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反映的是时代的进步，是对束缚女性思想的道德观念和宗法制度的挑战。从这个角度看，安娜确实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贵族妇女。

其次安娜的优秀在于她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她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是整个贵族社会的叛逆者，她面对的并不是卡列宁一个人，而是她赖以生存的整个上流社会。她大胆地冲破社会舆论的压制，公开追求自由的爱情，她用她的高傲和勇敢抵抗着上流社会的诽谤和侮辱，表现出她性格中坚毅、勇敢的精神。安娜的追求不仅是执着的，而且是大胆的，毫无隐瞒的。她是一个勇士，有着顽强的斗争精神，敢于义无返顾地与整个上流社会的虚伪抗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种不同于其他的贵族妇女勇敢的精神却是令人钦佩，值得充分肯定的。

但是，安娜身上还负荷着传统因袭的重负，她为情出走，追求个性解放，却又始终挣脱不了贵族社会从法律、宗教、舆论等方面加在她精神上的枷锁，时时升腾起犯罪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感、危机感愈演愈烈，让她痛苦的挣扎于个性解放与传统道德之间。这种内心矛盾与痛苦说明了她爱的追求的脆弱性，也是导致她精神分裂、走向毁灭的内在原因。

安娜由新生向绝望毁灭的转化，是她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这深刻暴露了安娜性格的巨大缺陷和近代妇女的可怕困境：想追求女性的个人独立与自由，却只能依附于男人的爱来实现，而未能解脱历史因袭的男人则只能将其推向更加惨烈的境况。

安娜的觉醒和爱情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在本能欲望的层面上。她的一见钟情，带有浓重的“本能原欲”色彩，而紧接着的，则是这种狂暴本能的宗教压服。换句话说，安娜性格的矛盾，正是托尔斯泰本人疯狂的纵欲与激烈的宗教否定之间矛盾的体现，而作者的这种性格分裂和矛盾又是分裂性民族文化在小说中的反映。

渥伦斯基

文中的渥伦斯基同样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自小丧父，一方面具有聪明、富有同情心、乐善好施等优点，另一方面也具备爱慕虚荣、寻欢作乐、追求功名等纵垮习气。他对安娜的爱是真诚的，为了能经常同安娜在一起，甚至拒绝了一项关系到他前程的重要任命；在他感到他们的爱有可能结束时，甚至不惜开枪自杀。然而每个人的观念都是不同的，当他们被上流社会拒之门外后，安娜甘守寂寞，而渥伦斯基心中空虚贫乏的生活与其不甘寂寞的心理发生了冲突，最后他妥协了，开始关心“自治委员会”“议会选举”之类的上流社会活动，对安娜的爱也越来越冷淡了。

渥伦斯基是带给安娜生命活力和情感幸福的天使，又是把她推向毁灭深渊的恶魔。他风流倜傥，激情热烈，激活了安娜的沉睡的爱情，并给了安娜极大的满足，他与安娜之间的冷淡，并不是因为他爱上别的女人而感情破裂，而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内容，即为一个封建贵族社会的叛逆者与一个归顺者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破裂。

卡列宁

卡列宁在文中被塑造成了一名典型的封建官僚形象，在他的叔叔—一位先皇宠臣的抚养下长大，接受的是全套的封建贵族教育，因而“一个心思地追求功名”。长期的封建官场生涯己经腐蚀了他的心灵，使他思想僵化、感情麻木、虚伪庸俗、墨守成规。他的个人观念与安娜追求爱情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正如文中安娜所言“他们不知道八年以来他如何扼杀我的生命，扼杀我身上的一切活力，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生生的女人”。当安娜争取婚姻自主时，他也仅仅是出于本能，要求安娜和他达成默契：允许她做弗龙斯基的情人，以换取维持表面的虚伪的夫妻关系。当安娜要求婚姻自主的意愿与他“维护神圣家庭”、保留“体面”的观念发生冲突时，他不惜与狠毒的莉季娅伯爵夫人勾结，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家庭的羁绊、宗教的感化、舆论的谴责、法律的威胁、心灵的摧残等等，以压制安娜的合理追求。

卡列宁虚伪而冷酷，他最感痛苦的不是妻子的不贞，而是妻子不肯把这种感情掩饰起来，而使他的名誉、地位受损。他以家庭责任和宗教道德为盾牌，来折磨、威逼安娜，并拒绝同安娜离婚，这不仅仅是对婚姻的背叛者的惩罚，更是封建道德的维护者对叛逆者的惩罚。

列文

文中的列文是属于一种社会基层统治阶级，他只是一名小地主，因而他必须从事劳动，而劳动的特性决定了他全部生活的性质。他的生活不仅仅是上流社会那纸醉金迷的“社交生活”，还包括了他在自己庄园里所从事的富有活力的劳动生活和他因受资产阶级思想而产生的劳动改革，因而在他与基蒂相爱、结合之后，他的生活不仅仅是爱，他的整个生活是充实的、幸福的。

列文是托尔斯泰式主人公中自传性特别强的一个人物，他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他身上艺术地再现了作家世界观激变前夕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从结构安排来看，列文的幸福家庭与安娜的不幸家庭互为对照，但从思想探索来看，列文婚后却产生了精神危机，他为贵族阶级自甘败落而忧心忡忡。他研究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制定“不流血的革命”方案，探讨人生的目的，但却毫无出路。罗曼·罗兰指出，列文不仅体现了托尔斯泰看待事物的既保守又民主的观点，而且“列文和吉提的恋爱，他俩婚后的头几年生活，就是作家自己家庭生活回忆的搬演。同样，列文哥哥之死也是托尔斯泰的哥哥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追忆”。而作品的尾声“则是作者本人趋向精神革命的过渡”。

作品鉴赏

悲剧成因

安娜的选择体现出人性的迷误。为了实现狭隘的个人情爱，她不惜抛家离子，做了自我情欲的奴隶。列夫·托尔斯泰通过这篇恢弘巨著深刻地揭示出安娜悲剧命运的根源，即非完整的感性人格决定了安娜的悲剧命运。尽管她的人生探索以实现精神的自我追求为目的，但其生命力的发挥缺乏理性的配合、支撑与调控，结果使得人生随情欲而漂流落得悲惨的结局。[6]安娜极力追求感性生命的舒展，努力探求生命原生态的存在方式，热切呼唤人性的回归，这种行为方式和人生理解本无可厚非，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哪怕一丁点理性的束缚。安娜在追求精神自由与实践人性解放的同时，矫枉过正地陷入了纵欲的感性误区。她为摆脱社会的枷锁却又陷入另一桎梏，她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自私的自由，是一种毫无顾忌的自由，是一种情感占有欲望的满足。自由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我行我素、随心所欲，而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积极的生命舒展。如果抛弃理性原则，只认可个人的自由，那么个人的自由很容易构成对另一个人的自由的侵害，对周遭人群利益的伤害，导致矛盾与冲突，并最终使个人的自由变得不牢靠、不稳固。个人自由的实现正像经济学上的帕累托原理所要求的那样必须受到理性的约束，才能保证整体社会的自由的不降低，即个体自由的增加必须以尊重其他相关个体的自由为前提。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每个人寻求自己的自由才会被社会主体所认可。自由必须与理性相结合来展现与实现，这样才能构成道德自律的完整概念。相反，缺乏理性的自由至多算是一种经验的自我，绝非积极意义上的生命舒展。用理性的力量约束自己，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建立健全的理想人格，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且，托尔斯泰看到，在俄国随着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的天然情感被压抑，主体性逐渐丧失，成为私欲的奴隶。在小说中，卡列宁就是一个在官场倾轧中丧失自我的人，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表明了自己对理性的反思，对人性异化的深深忧虑。

在小说中，托尔斯泰还通过列文和安娜的生活轨迹塑造了两个环境，两种贵族。一是城市，在那里生活着卡列宁、奥布隆斯基、弗龙斯基式的贵族；二是农村，在那里生活着列文式的贵族。前者远离自然，为了私欲慢慢丧失了人的天然情感，在人的“兽性”和“人性”的角逐中，他们为了一己的私欲渐渐抛弃了善性的自我。而后者正是在自然环境中，在真正的劳动中锻炼了体魄、净化了心灵、获得了真正的快乐。托尔斯泰通过不同贵族对自然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反对城市文明的观点。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安娜的悲剧应该是俄罗斯文化悲剧的显现。安娜挣扎于情感满足和宗教压抑之间，缺乏理性调节的环节，这种心智缺陷显示出俄罗斯文化的分裂性。俄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国家运转的是长达千年的宗教制度和专制制度，科学启蒙运动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才在俄国缓慢兴起，而且往往被统治阶级引导到为专制制度服务上去，这就造成了整个民族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和法制意识，更不用说民主意识。在俄国，受到西方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影响的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如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等“启蒙者”），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固有的都是浓厚的宗教意识（如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化特色的托尔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等），对于整个俄罗斯人而言，他们看待问题、处理事物的方式，要么遵从本能欲望，要么遵从道德信仰，其本能和信仰处于对峙分裂状态，正如著名的俄罗斯文化专家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所说：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深刻的“两极性”和“矛盾性”，是一个“分裂性”的民族，“这种内在的分裂性将一直持续到俄国革命。”在安娜身上，就体现了俄罗斯文化这种本能与信仰的断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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