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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中乐园及其他（第1页）

胡虚一致李敖信

敖之兄：

一、第五十五册“千秋”上文章，都拜读了。特别是开头三篇，读后想起军中往事，不胜感慨系之。弟在军中生活时期，尚无“幸会军中乐园”之机会，因还无此“附设单位”之创办也。读大文，才知“军中乐园”属军中政工业务职司之一，要与“军中康乐”同一范畴乎？大文对于“军中乐园”各方资料搜集之丰富，真是内容实在之佳作。以前教书时，曾和一位新由外国留学回来执教之“同年学者”闲谈美国博士学位研究题材之精细方面事。承其举例，说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者，有以中国诗《孔雀东南飞》为研究，而其重点在研究探讨“孔雀为何东南飞，而不西北飞”的缘故何在。又有人则以“中国北洋军阀”为研究者，说其博士论文，即为《北洋军阀的姨太太有多少》或是《北洋军阀的军力马靴论》。既然如此，则兄大作《“军中乐园”的“血与泪”》，附上《小记“私窑子”》和《营妓考》，亦具有美国“博士论文”精细之资矣。我如此说，绝非瞎恭维的。弟忆1954年3月到次年7月部队将要整编这段期间，我在驻防彰化的野战部队的军司令部，做侍从军官室之首席兼卫士排排长。我那一排的卫士，都是久历戎行的沙场老兵。他们打仗的战技枪法，固皆第一流的，但每到一地，不久即能找到暗门子的“私娼土窑子”去寻花问柳，也有一手的。那时，没有“军中乐园”这玩意儿，我排上的老弟兄，由实际代我负责管带他们的一位排附准尉（由老资格的卫士班班长升上来的）领着去逛私娼土窑儿去寻乐子。我们驻防彰化南廓国小，就在学校附近，便有人开洗澡池（专赚阿兵哥的钱）。洗澡池旁有间小木屋内（也是专赚阿兵哥的钱），便有土窑姐儿玩的。洗澡（大池子）一次二毛钱，和土窑姐儿玩一次是两元。我的十七岁的传令兵（他出来当兵时只有十四岁，做长官勤务兵；部队来台湾时才十六岁；等我调该部队做他的长官时，他才十七岁。他还没有到服兵役义务的年龄，便已当兵几年，参加战役多次了。像我传令兵这种情形，在我服务军中时，并不稀罕的；到老兄服务军中时，恐没有了），头一次跟卫士老兵去土窑子寻乐，就替我惹来麻烦。兹把此事说给老兄听，既凑一趣，也为兄的“军中乐园”外加一点小“资料”吧！

我统领的“卫士排”的弟兄，都是大陆人，各省籍都有，年岁较大。独担任我传令兵的那位，只十七岁年纪，还像个小孩，但长得身体高而结实，所以他们一起去逛洗澡池附近的私娼，有位姿容较好的姐儿独中意于他。而他尚是首次嫖妓，毫无经验。其同事告诉他玩一次是价钱二元。他那时每月的收入是上等兵薪水——不到十元，我每月津贴他十元，共二十元而已。他初次与妓女性交，以为入一下便算一次，他入了几下便射精，事完之后，他很老实，自己计算入了几下，便以每一下二元计算，付了妓女快一个月的薪水了。春风得意之后，再去洗澡，同去玩的弟兄和他在澡池内问他玩的经过，他则埋怨带他来玩的同事骗了他，说“你们说玩一次两元，为何我要花去十几块呢？”同事了解状况下，除笑他做了冤大头，并要他去找那妓女退钱。他气愤不已，浴罢便再去土窑子。但那妓女不在了，他便在那里砸窑子。于是他被彰化宪兵抓走（那时宪八团团部在彰化），查明是我的传令兵。当时，我们部队军司令部是彰化市的最高单位（县长是南投人陈锡卿，国民党头儿是位江西老表，姓张，大名记不起了），我是部队长的侍从军官兼卫士排排长。宪兵单位卖我的面子，便把人送交我处理了。我亲去将传令兵领回，责他自己没有嫖妓玩姑娘的经验，愿多送钱给婊子，还闹人家窑子做啥。自己做错吃了亏，还砸窑子，徒落人笑。我说了就算了。他以后再去找那妓女，那妓女转去了花坛一家私娼，他找去那儿也未找到。我后来知道了，便严词问他：“你还找那姑娘做什么？你还要她还钱给你吗？”我并请排附和另两侍从军官（两位副军长的个人参谋）为我好好开导他（更严禁他乱动我的手枪，因他常代我擦拭佩枪也），为的是怕这横小子出事也。又我的卫士弟兄每说起传令兵当了婊子冤大头事，就要笑他。唯此时，我的传令兵也是“花街柳巷”的识途老马了。那时我们部队长公馆住台中市，我常派他送东西去台中，后来他便玩上台中市的土窑子了。他后来有次对我说：“报告胡参谋，你说有味不？台中私娼最多的几条街是‘复兴中华，建国成功’！”我听了忍不住大笑。“复兴中华，建国成功”，竟以“私娼多”而闻名军中小兵之间，不很有味吗？又那时“私娼”都在民间，和住家一般，非识途老马，莫得其门而入也。老兄久住台中，特写来博兄一粲，未知可做老兄“军中乐园”的外一章否？一笑。

二、送上弟在荣总所拍照片两张，或可做弟前送拙稿《挽歌四首》的附件。拙稿序言中曾说及老荣民赴荣总看病之诸多感慨，此两张照片，或可为此感慨提供一点证明也。匆匆，敬祝大安！周末愉快！

虚一

1986年4月19日晨7时写毕

李敖答胡虚一

虚一老兄：

4月19日来信承示种种，极为感谢。

老兄谈及“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者，有以中国诗《孔雀东南飞》为研究，而其重点在研究探讨‘孔雀为何东南飞，而不西北飞’的缘故何在”等事，使我想起一个笑话。笑话是：为什么“孔雀东南飞”而不西北飞呢？答案是：因为“西北有高楼”的缘故！以古诗一句回应古诗一句，正是妙答。其实如此笑话，美国的支那通所在多有。胡适就透露过一个，说某支那通考据出“诸葛亮乃音乐家”。经人询其所本，此支那通曰：“诸葛亮自比于管乐，所本在此——查《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原来支那通是这样读中国书的！管仲、乐毅竟变成了乐器上的管乐，支那通之不通，可见一斑。至于靠支那通混学位、分饭吃的中国假洋鬼子学人，亦复如此。

总之，研究中国问题，固非中国学究们所能胜任，亦非外国支那通们所能优为，还得有赖于中国高人们自己的困学纪闻，方足以得真相、存信史。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就是高人成绩的一次展示。试问这种研究成果，岂中国学究们与外国支那通们所能想象者乎？

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也有不足之处。不足之处是我离军中日久，较新的资料增补得使自己不够满意，但我仍不停地找机会增补。例如今天，我就从一位音响专家薛起文口里，得知1983年金门地区“军中乐园”的一些抽样。金门小径地区“军中乐园”，已经在墙上不挂妓女照片，每位妓女只有号码。阿兵哥进场以后，随便找哪一号，不在票上预做限制，但买票时，要强迫买一卫生套。妓女中红牌者，房间有冷气设备，并加收五至十元冷气费，以资贴补。但这种情况，同在金门的金城“军中乐园”，就大异其趣。金城地区“军中乐园”属“军民同乐”型，老百姓也可以去，只是稍贵一点（每次军一百元，民一百二十元）。从另一角度看，《“军中乐园”的血与泪》的写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关心民瘼前所未有的新方向。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只会跟妓女调情，他非所问。从李贺的《屏风曲》《美人梳头歌》，到杜牧的《咏袜》《不饮赠官妓》，都是如此，他们从不关切民间疾苦。比较之下，一看就知道我们这一代的高人是多么超迈前人了。

当然，相对的，在国民党今日的统治下，妓女的凄惨也是超迈前人的。当年《北平娼妓调查》书中，已有妓女“三四等的，每天留一个客住宿，是必定的。其余白天来三四个客……在三四等是极平常的事”的记录，可见当年的接客次数，远非我在《“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中所述接客五六十次者可比。国民党今日在台湾的黑暗统治，光此一端，即可空前绝后矣！

敖之

1986年5月1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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