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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父母于子无恩论申义（第1页）

2至3世纪的孔融（153—208），字文举，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第二十世孙子，他“幼有异才”，十岁时就登门见李膺。《后汉书》写这段故事，说：

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来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孔融十六岁就坐了牢，为的是通缉犯张俭到孔家来避难，孔融替哥哥孔褒做主，收留了张俭。事发后孔融说他该负责，孔褒说：“彼来求我，非弟之过。”他们母亲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一门争死”，侠义感人。后来皇帝决定由孔褒负责，孔融就出了狱。

孔融做青州刺史，被袁谭围攻。自春至夏，守城的只剩下几百人了，危在旦夕，但是他“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陷之夜，他妻子被俘，他得以逃出。

孔融反对恢复肉刑，反对曹丕私纳袁绍儿媳妇，反对曹操禁酒……跟曹操不合。小人郗虑从中搞鬼，最后由路粹罗织孔融罪名，说他“招合徒众，欲规不轨”，说他“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大逆不道”。于是孔融又第二次入狱，最后全家被杀，年五十六岁。《后汉书》记这一惨剧始末如下：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

孔融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又是“建安七子”的龙头老大。在政治见解上，他不脱名士气，“理不胜词”，并不怎么高明。但在哲学见解上，他的“父母于子无恩论”，倒是最有气派的。他最后殉道而死，主要罪名也就在此。在路粹检举孔融罪状后，曹操“宣示孔融罪状令”中下结论：“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融传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如缻器，寄盛其中。……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结论这样一下，就杀人了。

在孔融的“父母于子无恩论”之前，王充《论衡》中就有了先声。王充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就正因为王充相信夫妇不是有意生子女，而只是“情欲动而合”（性欲冲动性交）的产物，所以他这种开明观念，也最能引动其他开明人士的看法。果然到了孔融的时候，这位孔夫子的二十代孙子，居然提出了青出于蓝的惊人议论，他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缻中，出则离矣”的话，是更进一步，把母子关系看成了把东西寄放在瓶子里的关系，说得更露骨了。

在王充、孔融以后，文献中这类议论，钱钟书《管锥编》曾举例如下：

《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以生为寄，故要见得父母未生时面目。黄檗一僧有偈与其母云：‘先时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为寄宿处，其无情义、灭绝天性可知！”盖不知孔丘家儿早有“寄物”“寄盛”之喻，较“寄宿”更薄情也。古希腊诗人亦谓：“汝曷不思汝父何以得汝乎！汝身不过来自情欲一饷、不净一滴耳。”（Ifthourememberest，Oman，howthyfathersowedthee…Thouartsprungfromincontinentlustandafilthydrop.）后世诗文中，习见不鲜，举数例以概。17世纪英国名作：“汝子被诃，倘不服而反唇曰：‘何故生我？我初未乞求诞生也！’汝将奚如？”（whatifthysonProvedisobedient，and，reproved，retort，／“Whereforedidstthoubegetme？Isoughtitnot！”）又一剧二角色相语，甲云：“若翁生汝，汝则杀之，足以报施。”（Cuttinghisthroatwasaverygundreturnforhisbegettingyou.）乙答：“老革初未尝计及生我，渠只自求快意耳。”（Twasforhisownsake，hene’erthoughtofmeinthebusiness.）《海外轩渠录》言小人国法令谓父母生子女出于情欲（bythemotivesofconcupiscence），故子女于亲不必有恩义（obligation）。当世波兰小说申母诫未嫁女毋外遇致有孕，曰：“吾不欲家中忽添婴儿。”（ButIdon’twantkidhere.）女怫然答：“汝之生我，几曾先事询我愿不乎！”（Youdidn’taskmeifIwantedtobeborn.）一意大利小说中母责女曰：“汝对阿父语，不得如此。”（Guardachenondovrestirisponderecosiatuopadre.）女藐之（alzavalespalle.）曰：“我初未求出世，汝二人专擅，遽使我生。”（Iononavevochiestodivenirealmondo.Miciavetefattavenire.）吾国旧号“孝治”，故率言如孔融者不多耳。

另一方面，以父母立场发言的，钱钟书也别有举例：

18世纪英国才妇（LadyMaryWortleyMontagu）致其女（theCountessofBute）书曰：“汝不必感我诞育为人，正如我不谢汝惠临出世。俗见多妄，每以孝思绳子女，吾生平绝口未尝道之。”（YouarenomoreobligedtomeforbringingyouintotheworldthanIamtoyouforcomingintoit，andInever，nevermadeuseofthatCommon-place（andlikemostcommonPlace，false）argument，asexactinganyreturnofaffection-Letters.“Everyman’sLibrary”，400）母氏劬劳，而持此论，尤罕事也。

这种以父母立场的发言，在20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一番讨论，这是由汪长禄引起的。汪长禄写信给胡适，说：

大作（《我的儿子》）说“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这和孔融所说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子之于母亦复奚为”差不多同一样的口气。我且不去管他。下文说的，“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这就是做父母一方面的说法。换一方面说，做儿子的也可模仿同样口气说道：“但是我既来了，你不能不养我教我，那是你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我的恩谊。”那么两方面凑合起来，简直使亲子的关系，一方面变成了跛行的义务者，他一方面变成了跛行的权利者，实在未免太不平等了。平心而论，旧时代的见解，好端端生在社会一个人，前途何等遥远，责任何等重大。为父母的单希望他俩的儿子，固然不对。但是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成一个“白吃不还账”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吧。

现在我且丢却亲子的关系不谈，先设一个譬喻来说。假如有位朋友留我在他家里住上若干年，并且供给我的衣食，后来又帮助我的学费，一直到我能够独立生活，他才放手。虽然这位朋友发了一个大愿，立心做个大施主，并不希望我些须报答，难道我自问良心能够就是这么拱拱手同他离开便算了吗？我以为亲子的关系，无论怎样改革，总比朋友较深一层。就是同朋友一样平等看待，果然有个鲍叔再世，把我看作管仲一般，也不能够说“不是待我的恩谊”吧。

大作结尾说道：“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话我倒并不十分反对。但是我以为应该加上一个字，可以这么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单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为什么要加上这一个字呢？因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和那“悌弟”“信友”“爱群”等等是同样重要的。旧时代学说把一切善行都归纳在“孝”字里面，诚然流弊百出。但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划在做人事业范围以外，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够做一个堂堂的人。换一句话，就是人若要做一个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个不孝之子不可。总而言之，先生把“孝”字看得与做人的信条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为“孝”字虽然没有“万能”的本领，但总还够得上和那做人的信条凑在一起。何必如此“雷厉风行”，硬要把它“驱逐出境”呢？

前月我在一个地方谈起北京的新思潮，便联想到先生个人身上。有一位是先生的贵同乡，当时插嘴说道：“现在一般人都把胡适之看作洪水猛兽一样，其实适之这个人旧道德并不坏。”说罢，并且引起事实为证。我自然是很相信的。照这位贵同乡的说话推测起来，先生平日对于父母当然不肯做那“孝”字反面的行为，是绝无疑义了。我怕的是一般根底浅薄的青年，动辄抄袭名人一两句话，敢于扯起幌子，便“肆无忌惮”起来。打个比方，有人昨天看见《每周评论》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说道：“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做父母的孝顺儿子。”久而久之，社会上布满了这种议论，那么任凭父母老病冻饿以至于死，都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无非看见旧式家庭过于“束缚驰骤”，急急地要替它调换空气，不知不觉言之太过，那也难怪。从前朱晦庵说得好，“教学者如扶醉人”，现在的中国人真算是大多数醉倒了。先生可怜他们，当下告奋勇，使一股大劲，把他们从东边扶起。我怕是用力太猛，保不住又要跌向西边去。那不是和没有扶起一样吗？万一不幸，连性命都要送掉，那又向谁叫冤呢？

胡适的答复如下：

“父母于子无恩”的话，从王充、孔融以来，也很久了。从前有人说我曾提倡这话，我实在不能承认。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我才想到这个问题上去。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地替社会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福，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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