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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有一个梦想（第1页）

一年又一年，山花开落，岁月悠长。山外，却是急风骇浪，谁在步步进逼，谁又在釜底抽薪。

1085年，宋神宗赵顼驾崩，仅十岁的第六子赵煦继位，在祖母太皇太后高氏的垂帘听政下，开始了皇帝生涯。高氏很出色，精明能干而严谨守礼。女人执政，尤其后宫听政，往往政策上会趋向守旧。高氏立刻起用另一位顽固守旧派司马光，向新党新政开刀。所有变法措施，一一罢除，雷厉风行，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

山中的王安石，亦垂垂老矣，多年修身养性，早有心理准备，听到消息，夷然不以为意。直到“免役法”也被废止，才愕然失声：“亦罢及此乎？”徘徊良久，终于忍不住长叹了：“此法终不可罢也。”

司马光闲居十五年，今日重新主持朝政，也已风烛残年，只恨苍天不给自己多些时间，能把王安石的痕迹清除得更干净。这对当年好友，今日宿敌，在政治上做了最彻底的绝裂与对抗。

所有的争斗被时间来收拾。一年后的夏与秋，两人分头去世，享年67和65。司马光尚年长两岁。

高氏的清除行动，仍在继续。连变法期间，从西夏夺得的千里土地，亦交还西夏，以免动刀兵。于是内外升平，其乐洋洋，史称元祐之治。连辽、西夏亦称颂“女中尧舜”之名。唯一可惜的，对孙子赵煦及其出身寒微的生母太过严厉，弄得小孩子很憋屈，起了逆反心理，对祖母暗中怀恨，一腔少年心，都投入到对老爸宋神宗的怀想崇拜中了。终于熬到老祖母被死亡带走的那天，开始亲政的哲宗皇帝，立刻召回新党人士，八年流放时光，把他们个个变得形销骨立，神色阴冷，像从瘴雨蛮烟中回来的怨灵。

有了太后，皇帝的亲自率领，北宋自此陷入党争泥坑。元丰党人，元祐党人，互诟对方为小人。君子争原则，小人不过争名利，争意气而已。虽然起源于熙宁变法，实际上，谁都已经把变法的事给忘了。

只有一个人，在混乱中显示出了卓尔不群的风姿，或者说，不合时宜的傻瓜天赋。此人就是苏轼。党争中最倒霉的就是他。新党当政，旧党上台，都惨遭打压。

原因很简单，他不站队伍，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结果，人人当他站错队伍。这次司马光废除的“免役法”，多年前，苏轼是反对的，并且力争，弄得王安石怒目。外放各地当地方官，转了十几年回来，他又改变想法了。说哎呀，那时候我偏见太深，太浅薄啦，仔细想想，这个免役法，其实还是不错的！于是站在朝堂上反对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你只想着打击报复，根本不管是非了吗？这次，司马光也怒目相向了，两人辩论多日，司马光可是大宋朝第一的认死理——哪里辩得过他，苏学士只得悻悻：什么司马光，你改叫司马牛好了。

可惜，这些笑话，大概也传不到病榻上王安石的耳里了。“司马牛”和“拗相公”，一世之英才，都不为私利，只为政见，依然斗到你死我活，政治的残酷，在于伤及灵魂，把人变得不再像自己。有几个人能像苏轼那样单纯，在恶劣的环境中还能开着没心没肺的玩笑？

苏轼的单纯，还在于他经常占着聪明，去口头刻薄别人，他完全坏在一张嘴上，玩笑就罢了，还总讲真心话，不分时间场合脸色。所以我怀疑，他一生这样倒霉，但到底得罪的是谁，敌人在哪里，估计到死他也弄不明白。

被王安石的新政，赶出京城十几年，还遇上了天降横祸的“乌台诗案”。说他用诗文谤讪新政。当然这种事苏轼是干过，可来得如此气势汹汹，必欲杀之而后快，完全是政治阴谋。李定、舒亶，主持此事的两名新进变法人士，年富力强，雄心勃勃，钻研数月，一心借苏轼将所有反对派一网打尽，连同司马光，范镇等人斩草除根。

如果不是神宗也觉得有些罪名罗织得搞笑，加上以太皇太后为首的保苏派大力求情，苏轼这条命，连同那根滑稽的舌头，可真要断送了。

在保苏派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就是隐居山间的王安石。得到消息后，他连夜派人驰书，直送皇城，请求道：“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抛弃政见，只为公道，只为惜才，这才是王安石所以为王安石。关于人的划分，并不在于阵营。

四年多以后，1084年夏天的某一日，半山园中，出现了一位特殊的访客，此人正当盛年，体硕微丰，言笑朗朗，却正是刚从黄州谪居地回来的苏轼。

苏轼，此时可称其为东坡先生了——带着家小在黄州东坡开荒种地，故自号为“东坡”。他此行是接到神宗皇帝手诏，移官河南汝州。皇帝说念苏轼黜居思过这么多年，也差不多了，可以拿出来将功补罪了。虽然官职微小且无实权，但从偏远的湖北，调到了京城门口，着实是个好兆头。大概，也预示着朝廷的新动作，对新旧两派人士的重新评估和使用。

东坡先生接旨当然要带着全家老小再次开路，可是他并没有直奔汝州，湖北到河南是向西北方向，他却沿着长江绕圈，硬是跑到了东南的江苏境内，还跑到了王安石的家里。

东坡先生一生做事单纯，但此举殊不可解。后来在路上奔波，幼子还染病死了，全家恸哭，上书朝廷，备说种种饥寒苦楚，实在是举家无力再行，请求就近到常州去居住。神宗皇帝竟然也很痛快地答应了。

我琢磨，东坡先生大概是终于长了点惊弓之鸟的政治智慧，发现皇帝这次，根本就是不怀好意。变法人士在耀武扬威，守旧派中坚分子司马光等在蛰伏，把自己拉出来，放在中间显眼地带是干什么？不会平白地，又当了炮灰吧？圣意难测，京城那是非之地，还是能躲一时是一时吧。

于是想出了这么个拖延的主意。去见王安石，一个可能是表示感谢；还有的确好奇，这个政治大对头是怎样的人；再呢，就是想探探风声，现在局势到底怎么样啊?

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磨难和黄州的历练，东坡先生已经不是逮谁都讲真心话了。信任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怕连累别人。乌台诗案中，仅因收到他一首赠诗就跟着获罪的朋友也有的啊。

别人不可见，不敢见，但王安石不妨去见。王安石此时以老宰辅之身退居山林，正该避嫌，不与朝中人多加往来，却也欣然见了苏东坡。而不考虑大家都身份尴尬，处境微妙。我想，除了两人的确有互相的“致命吸引力”，还是因为，对于彼此的品性，和智商，都有一个确信不疑的保证。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有很多传言。尤其以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最为活灵活现。邵伯温这个人，特别憎恨王安石，认为北宋之乱亡，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邵氏闻见录》，基本上就是变法人士丑行录。

他说道，东坡力劝荆公为国事仗义直言，“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救之乎？”荆公说我管不了，不敢管了，比划着两只手指道：“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然后又非常小心翼翼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今天的话，你可别跟人乱说啊！

既然如此，邵氏又怎么知道的呢？还是绘声绘色的现场版。其实以两人当时处境，都不可能明目张胆议论国是，王安石自不必说，东坡再直率，也不会无起码的政治涵养。最搞笑的是“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这种八婆式又要说又怕负责任的说话风格，就算“天命不足畏”的王安石，能急速退化，怯懦委琐到这个地步，但对于邵氏极力褒扬的东坡先生，难道就不是种侮辱么？王安石不可能对人说，私房话被传出来，嫌疑人可只有东坡先生了，原来他也是个不守信没担当的八婆！

吕惠卿这几年并不受神宗信任，扔在外面当地方官，说为祸国家，他也没能量。王安石怎么会蠢到把责任推到他头上？这里如此渲染，只是暗示王安石有把柄在吕惠卿手中——什么把柄心虚至此？看官自己想去吧！

文人这支笔真是……但小儒与大儒之区别，也就一目了然了。

事实上，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也就是谈诗文论佛理而已。苏轼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跟谁都能交朋友，有话说。即便如此，一个智慧的头脑，总是希望能与另一个智慧的头脑相遇，那种共鸣与碰撞，非友情二字可以全部包容。如果旗鼓相当，敌手间也会互相敬重。

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结果是互相倾倒。别后，东坡去信：“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王荆公学识深厚，不是虚言。荆公对东坡之才更是早就爱惜有加。

交谈中，王安石建议苏轼不如干脆也在附近买田求舍，抛开政坛是非，做个逍遥人。但苏轼婉拒了：“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劝与拒，都有相当的理由。王安石性虽执拗，却是明白世态人心的“野狐精”，深知仕途险恶，劝苏轼早日归隐，出于惜才。苏轼年富力强，天性喜爱热闹，虽然好容易吃一亏长一智，但叫他放下一切，却也很难下定决心。何况，一新党领袖，一旧党名人，抱团儿住到了一起，王安石是无所谓，但他自己，恐怕也难以向司马光等一众朋友交待。而他其后在相距并不远的常州，真的买了田地，大概就是个折中的方案。

还有一个原因我是这样想的：苏轼虽然很欣赏王安石骑驴的卓绝形象，“骑驴渺渺入荒陂”，那种清寂，高古，他自己，可不太乐意。

苏轼与驴的确不相投缘。他喜欢骑的是马，连在黄州那样艰苦的日子，还弄到了一匹马骑，估计是做知州的好友送他的。在困境中，他当然也能夷然自守，可表现形式与王安石的静默完全不一样。他聚众喝酒，偷宰耕牛，喝得大醉，半夜里爬城墙，还自己在家里酿酒，酿出来的液体，自我吹嘘是很好喝，但所有喝过的人都疯狂地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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