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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第1页）

两类乌托邦

继《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雅各比又有两种著作在我国翻译出版:一种是《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另一种是《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都是关于乌托邦的论著。在一个反乌托邦时代里重绘乌托邦的美好图像，对学者来说实在难得，给人的感觉，恰如英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写的那位航海家醒来时所说的，这是一缕温煦的微风，带来的是非常美好的慰藉。

雅各比将乌托邦思想区别为两种倾向，两个传统:蓝图派的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用雅各比的话说，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者以英寸和分钟来规划未来，明显带计划性、规定性、支配性。莫尔的《乌托邦》、贝拉米的《回顾》，都被他划归为这一类型。塔尔蒙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例举的几种，大约也当属这类乌托邦理论。由于雅各比对乌托邦主义取基本肯定的态度，所以，在辩护乌托邦的时候，他首先把纳粹及晚近的恐怖主义——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同乌托邦划清界限，认为两者毫无共通之处。

让我们看看波尔布特统治下的“红色高棉”：农村每30至40户办一公共食堂，每10人一桌，饭菜统一定量；工人一级劳动力每天3罐大米，二级2.5罐，三级2罐。每人每年发给衣服2套，内衣裤2套，帽1顶，水布1条。按计划，到1977年，每人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实现两天一个水果。农田统一改造，所有田地都规定每块大小为100平方米，劳动时必须穿统一的黑色衣服。合作社的学习规定为:每10天学习一次，每次一个半小时，1个月讨论一次，每次3到4小时；每3个月召开一次大会，时间为1天。经济方面，规定种植“战略蔬菜园地”和“战术蔬菜园地”：战略蔬菜为冬瓜、南瓜、空心菜；战术蔬菜则有青菜、菜豆角和茄子等。饮食制度方面，规定一天2顿干饭，1顿稀饭，3天一次甜食，还有，“按党的规定有休息制度”。这些对略有经历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不知这种极权主义的做法，在雅各比那里算不算蓝图乌托邦，抑或是本来意义上的“敌托邦”?

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相反绝少提供可以把握的东西；关于明天，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图像，它只是一种想像，一道幻影，一个梦想的空间。这样的乌托邦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描绘，甚至从根本上避免描绘，雅各比借了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的开篇这样概括它：“我存在，我们存在。这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开始了。”齐诺克在其名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把雅各比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换转为一种多元主义的描述:“在乌托邦中，将不是只有一种共同体存在，也不是只有一种生活方式。乌托邦将由各种乌托邦组成，其中有许多相当歧异的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中，人们在不同的制度下过着不同的生活。……乌托邦是各种乌托邦的一个结构，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地联合起来，在理想共同体中追求和实行他们自己认为好的生活观念的地方，但在那里，任何人都不可把自己的乌托邦观念强加给别人。乌托邦社会是具有乌托邦精神的社会。”

齐诺克强调的是乌托邦世界中的自由与自洽，雅各比的意思同样如此。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不同于蓝图式的乌托邦，就在于不对未来作具体的规限，因为任何规限都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现实不被接受而必要代之以乌托邦者，根本原因正是侵害了公民社会的自由。所以，这样的乌托邦，不能不把其支点从未来转移至当下，所谓未来，实际上是关于反抗现实、颠覆现实的一种欲念，一种渴求，一种意向性；这样的意向集中而强烈，以致实现它的全部目的，仅仅在于促使现存秩序的改变。很明显，自由在这里不是属于未来的，可预约的，而是即时发生的。选择即自由。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其要义乃在于自由反抗本身。

乌托邦是精神性的，自由精神永远无法作强制性的统一，所以，凡思想界的异教徒，对这样的乌托邦都不吝使用溢美之词。

可能性第一，“现实性”第二

美国经济学家，自由意志论者默里·罗思巴德在一篇文章中以十九世纪的废奴主义运动作为案例，强调未来目标的重要性，而对保守现存秩序合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予以批评。

罗思巴德指出，不要把战略估计与制订目标相混淆。“首先，人们必须提出目标，在目前的例子中，就是立即废除奴隶制度或任何其他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压迫。我们必须首先提出这些目标而不是考虑达到目标的可能性。”他说，目标的“现实性”只能从目标本身来考虑，而不能从如何实现它来考虑。劳埃德·加里森是赞成废奴的，但基于战略上的现实主义的考虑，根本没有料到这个目标会很快实现，所以一再宣称废奴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号召进行持久的斗争。可是，后来事实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想，包括加里森本人。奴隶制并不是逐步地，或通过如功利主义者建议采取的补偿奴隶主的方式废除的，而是一下子就废除了。为此，加里森为《解放者》创刊号撰写了一篇很著名的社论，对早先渐进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批判。当诚意的忏悔不能为保守主义者所接受而遭到指责时，加里森进一步宣称：“我需要的是周围燃起熊熊大火，因为我周围有太多的冰山在等待融化。”

从以上废奴主义运动的个例中，罗思巴德总结说，如果废奴主义者在三十年前默不作声，该死的奴隶制度永远也不会被废除；就是说，如果不提出纯洁的目标，就永远不会有现成的动力，推动人们全力以赴，最终到达那里。巴枯宁经常说，为了做到可能的事，我必须想像不可能的事。罗思巴德说的“纯洁的目标”，巴枯宁说的想像中“不可能的事”，就构成了我们常说的乌托邦。

对于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乌托邦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它不但确立了目标和方向，还因为它的可欲性，可以唤起人们进行自由反抗和变革现实的热情。雅各比断言，传统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也许会被耗尽，但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作为力量的源泉将是永存的。

革命乌托邦与人文主义传统

关于中国的古代科学，李约瑟曾从观念史的角度出发探究其发展一一其实是停滞一一的原因，自然也涉及到政治制度。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密尔明确表示说，民主社会的真正危险不是来自无政府状态或是对变化的狂热，而是一种中国式的停滞不前和凝固不变。在科学史研究方面，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乌托邦的匮缺对科学思想的萎顿的影响。

“想像力”，是晚近出现的一个跨学科的重要概念。无庸讳言，我们整个民族缺乏政治想像力，也缺乏科学想像力。在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里，最为人称道的中国式乌托邦，就是出于陶潜笔下的“桃花源”，以逃避主义体现小康的“和谐”社会。至晚清，有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及后来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夹带一点西方文化的杂碎，但是，思想框架毕竟是儒家的、佛教的、东方的，有均等而无自由，有群体而无个人，与近代的普世价值观念仍然相隔甚远。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大跃进绘制蓝图时，曾作诗赞美“陶令”，倡导全国干部阅读的著作，就有康有为的《大同书》。

西方人的想像力，可以从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罗马神话得到最初的验证；而希腊城邦民主制度，则成为后世乌托邦主义者的政治想像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如果要编一部乌托邦史，恐怕还得从柏拉图的《理想国》算起；西方许多科学著作，其实都可以读作乌托邦著作的。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已故的政治学者莱迪·史坷拉就称之为“一种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这位流亡者的思想，被普遍认为是随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的燎原火种。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政治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就更为直接，它对未来的幻想与激情，烧红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大半个天空。革命并非臆想的产物，但是，各式乌托邦为它提前做好临产的准备，而且继而推动它的出生、成长和演变，倒是历史上的事实。可以说，只要有革命的地方就有乌托邦；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乌托邦的地方就没有革命。

革命不是天生邪恶的。革命是什么?德国一名不相信乌托邦规则的乌托邦思想家古斯塔夫·兰道尔在书中援引他对革命的一段充满诗意的描述说：“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段时间内，在一种奇特的蜂拥而至的事件中，被压抑的人类热情生长了起来，世界的各种可能性均得以实现一一恰似燃烧的火炬。在革命中，一切事情的进展都快得令人不可思议，就像一个从世俗的负担中获得了解放的熟睡者的梦那样。”对于社会共同体来说，革命，如果不是作为自由、正义、解放的体现，它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那般惊人的速度前进；即令少数几个革命家拼命鞭打胯下的快马，也将无济于事。

在西方，伴随乌托邦的出现，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在形成、延续并壮大；这样，乌托邦的性质便有了一种内在的规定性。正如雅各比所指出的，乌托邦主义既有蓝图和僵化的规划，也有反偶像崇拜的无边的自由。在专制深处爆发革命，在革命内部形成反革命，——假若从精神的角度看，无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乌托邦主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相互消长或切换。除了人文主义及其传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确保革命的正当性和恒久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革命是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的实现，人文主义的实现。

一个反乌托邦主义传统

然而，从头思考革命和反革命精神谈何容易!

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中有专章论反乌托邦思想，其中，现代一批知识分子精英人物如科恩、波普尔、塔尔蒙、阿伦特、伯林等，他们在揭示历史命运的残酷法则的同时，几乎把这所有的罪恶和悲剧等同于乌托邦主义。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谱系上，雅各比指出存在着一个反乌托邦主义传统；这些声誉卓著的流亡学者所散布的对乌托邦的敌意，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不断传来爆炸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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