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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李承鹏北大演讲录（第1页）

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谈一个小话题。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无非各种观点；“思想自由”最直接体现，正是言论自由。所以今天我谈的话题是：说话。

中国人正在失却说话的能力。

说话，差不多是动物的本能。雨停了，鸟儿就开心地叫。花开了，蜜蜂就嗡嗡地来。春天来了，公狼闻到五华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兴奋地大声嗷嗷。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简单的说话是：我饿了。婴儿饿了会哭，那是婴儿的语言。连婴儿饿了都会表达，可是在五十年前，也就是1959—1962那三年，这个星球有整整六亿人不能说自己饿了。本能告诉你饿了，你却不能说自己饿了......因为那是给国家丢脸。我们亩产两万斤，红太阳永远正确，我们得勒紧裤腰带把粮食支援给兄弟们，就不能说自己饿了。在大饥荒中，整个民族失语，不仅在政治斗争中欺骗亲戚朋友父母，连自己的胃也要欺骗。

当时的报纸为了表现大丰收，照片上密密麻麻的庄稼上面还躺着几个大胖小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十几亩地里的庄稼移植到一亩地里。由于密不透风，那些庄稼很快也死掉。大家彼此都假装相信大丰收是真的，饿了却是假的。

不仅饿了不能说，连“我爱你”也不能公开地说。大家都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鸟儿也会歌唱自己的爱情，可那时候，人却不许这么说，因为那是封资修。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喜欢看抓破鞋......那时特别爱抓破鞋，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奸夫淫妇，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可是我觉得相比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破鞋都貌似长得好看些，也更有才艺。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河水清凉，从天山蜿蜒而下，两岸长着些胡杨，破鞋们沿河岸边走边交代怎么搞上的破鞋、如何接头、如何亲嘴......虽然剩下的就不许讲了，但仅仅这样已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说的全是电影院、课本里看不到的，是真话，是人性。

有个姓安的小伙总被抓，他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还要吹着萨克斯风搞。这就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喜欢这样，但这样是不被允许的。我看过他被抓后被要求吹一段萨克斯风，他面带微笑，悠悠扬扬很好听。这让我从小就觉得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可是，再美好，它还是搞破鞋，是那个时代不允许的，说“我爱你”几乎和不道德是同义词。

直到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对着大山可劲喊：我爱你、我爱你......全国人民都在影院里被震住了。那是个大烂片，可它公开地说“我爱你”，所以被记入史册。

不能说“我饿了”，不能说“我爱你”，更不能说真话。比如你们的校友，林昭。这个长相秀丽的女孩子不过发现事实跟报纸上的不一样，就说了真话，又为同学打抱不平，然后就被抓了......放出来，说真话，再被抓，再说真话，再被抓，多次以后，得了精神病，终于死掉。

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本能——我饿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情感——我爱你；你也不可以批评领袖的话；你不可以说出科学的话，得承认亩产确实两万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阳很毒，那是影射领袖。说话，作为上天给动物的一个本能，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权利......统统被切去了。我们比司马迁还要惨，人家切去了后，写出伟大的史记，我们却出现很多垃圾作品。

这个国家在“自由地说话”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牵连到各个领域，李叔同的《送别》歌词多美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后来我们的送别只有：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革命生涯常分手......这还算文笔不错的。到了“爹亲娘亲，比不过党的恩情深”，话说到这个份上，连伦理常识都不要了。

是什么让我们违背了人类的本能......

失去说真话的能力，便会产生很多谎话。可怕的是谎话之外还诞生了一种话：鬼话。谎话不过骗骗人而已：我们村亩产两万斤。鬼话却是要害人、吃人的：全国的村必须亩产两万斤。不同意两万斤，连元帅都会被弄死。当说真话的代价是付出生命，也就没有什么人说真话了，当说假话的收获是升官发财，这个国就成了假话的GDP王国。这样的情形直到现在也没完全修正。比如，我们的高铁是世界上最快的，然后追尾了；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了62%，然后发现贪官比例都不止62%......还比如，每当你想说点真话，就会有一群人会跳出来，他会问：你凭什么说大饥荒饿死很多人，难道你家里有亲人饿死吗？你亲眼看到林昭被折磨吗？难道当时你就在现场，不在现场就不要造谣。他们仿佛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资料、纪录片、人证这些东西。按这种逻辑，犹太人当时也没有被纳粹关在毒气室里，因为当时你没亲眼看到过。甚至他也无法自证自己是父母亲生的，因为造他的时候，他并没有亲眼看到。

这个国家在谎话、鬼话之外，又饶有兴趣地出现不少屁话：临时姓强奸、休假式治疗、保护性拆迁、合约式宰客、政策性调控、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最后大家就说了：习惯性装逼。

比如于丹。每当我看到她摆出丁字步、翘起兰花指，面对台下芸芸众生侃侃而谈时，真好奇她怎样说服自己发明这样一种鸡汤洗地体。她说来说去的意思就是：当你遇到挫折，请不要埋怨社会，你要询问自己的内心，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但凡说到内心就很玄远了，你永远找不到答案。拆迁队来拆你家房子时，你不应该问自己的内心，而应该去找公安局、法院；公安局、法院不管你，就得自行找菜刀。作为屌丝的你，退一步，肯定不是海阔天空，退一步就掉沟里了。

这个国家已失去生动的语言了：新闻联播、环球时报......高举、深入、持续深入、坚持、高潮，更大的高潮......这种语言很差，我对这居然没引起扫黄打非办的注意，而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多进步，可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我们是世界上图书种类报纸数量最大的国家”，其实这也可以看成手纸产量最大的国家。这个瓷器大国，最盛产的就是敏感瓷，你知道它的存在，但看不见它到底在哪，且它的种类在不断发展......大家只好唱：“我爱北京敏感瓷，敏感瓷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瓷，指引我们敏感瓷”？中国人聪明，就发明了河蟹、斯巴达、明珠......多年以后，考古学家看不懂，还以为这就是文字改革中曾一度出现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我们出现了很多俏皮话、段子、手机短信，可是没有好的文字，深刻的文学。我也常使用俏皮话、段子，可从某种角度这不是文字的创新，而是言论的退步。

这个国家的话语体系越来越有神龙教的风骨，他们希望只有一种语言：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神龙教主有如此大的魔力让教众都不说人话呢？一是因为觉得洪安通可以带他们走向美丽新世界，大家被洗脑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教主洪安通有一种约束教众的工具——豹胎易经丸。这个丸可不是普通的增肥剂减肥药，你吃了就得听他的指挥，不听就会受到极残酷的人间痛苦。最近看了一些安东尼.刘易斯、胡平、杰弗逊关于言论自由的作品，正如胡平在他的《论言论自由》里所说：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

言论自由既是民主的第一个要求，又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

什邡、启东、宁波......这些都不是含有政治目的的事件，只是民众声音的表达，但最后闹到几乎不可收拾。有人认为这是官方工作作风粗线条。我却认为，根子在于这个权力体系设计出了问题。它设计之初就有大bug，为了补上bug就用杀毒软件，可是这软件本身自带bug，为了堵住bug，用了新的bug，再出现bug，又用上更新的bug......它一直觉得民众没有言论的权利，而它自己拥有惩罚言论的权力。它傲慢、敏感、自闭，就是自闭的巨人。

侯宝林先生说过，说话是一门艺术。在我看来，说话也是一个权利。

我在这里高谈言论自由，好比一个老光棍渴望上一回非诚勿扰......这里很多人都是言论的老光棍，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先是不敢，后便不能”，慢慢地，我们连这个功能都没有了。

美国也曾出现过不能自由地说话的年代：比如，批评总统是犯罪，有一部《反煽动叛乱法案》，授权可以把说总统、国会坏话的人抓起来。1917年美国已参加了一战，鹰派政策占把主流，所有反战言论得不到容忍。德裔人改名换姓，甚至德国空心菜也改名为“自由卷心菜”（这跟我们把日本斯巴鲁车标弄成中国国徽是异曲同工的）......

几百人因反战言论被抓了起来。甚至，一个五十多岁倡导和平主义的老太太也因拒绝向国旗宣誓承诺支持参战被起诉。

可是，美国政府后来发现，这样限制言论自由表面上政府占了便宜，其实整个国家吃了很多亏。因为这破坏了国民的创造力，也损毁了对政府的监督。没有创造力的和失去监督的国家，一定要败的。他们这两百年来一直在改进。杰弗逊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

其实中国古代还是不缺言论自由。比如唐朝，你看白居易的《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不是暗讽皇上好色吗，还劳命伤财，谁看不出你这是大搞五个一工程啊）。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明目张胆性描写，简直是天上人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批判政府最高首长为了美色不作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大搞裙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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