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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身（第1页）

格致

那段日子住在乡下，宿舍以及工作单位都是平房，我的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楼梯，也就没有出现恐惧。

这段文字写于两年前，是我的一篇小说的开始部分。它涉及到十五年前，我短暂的乡下教书生涯。比如“平房”这个词，就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生活状况。当然，那段日子留在我记忆里的最顽固的东西，还是半夜响在我宿舍玻璃上的敲击声。那种声音如一块不规则又坚硬的物质落入一杯清水中，轮廓清晰地卧在杯底，一直没有被时间融化掉。两年前的文字没能公开发表，那个关于楼梯的恐怖故事只被我一个人读到了。之后，它便如泥沙一样沉到了我书桌的最底层。

我并不特别怜惜它，像一盘做得不太对劲的菜，没有吃，却也没舍得倒掉，它被放在冰箱里，不知该如何处理。我想等着它自己发霉，然后理由充足地倒进垃圾袋。但这些天，我忽然想起了那篇东西。至于为什么，我想和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几个词语——楼梯、恐惧、黑色——有关。于是，在一个光线烂漫的午后，我从一大堆手稿中艰难地找到了那篇小说并重读了它。

那段日子住在乡下，宿舍以及工作单位都是平房，我的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楼梯，也就没有出现恐惧。恐惧是从楼梯的积尘中衍生出的怪物。它从灰尘与阴暗潮湿中获得了生命后就迅速长大，然后从楼梯上一阶一阶地慢慢爬了上来。从楼梯上爬起来的恐惧是一个高大的黑影，它立在我的面前，张开手臂拦住了我的去路。那是晚上九点以后，微弱的月光将人涂成黑色，而其他物体都反射着月亮的白光。人是吸光的，只有强光才能把人照亮。被涂成黑色的无疑是个男人。我同这个黑色的男人在楼梯上相持了近三十分钟……

从这段不足三百字的叙述里，“楼梯”一词出现了五次，“黑色”出现了三次，“恐惧”出现了两次。

“楼梯”在这里被安排了一个重要角色，也就是承载一个恐怖故事。它同“黑影”、“黑色”、“恐惧”等可怕的词语一同被我投到一口冒着气泡的锅里，然后我在锅下加了燃料，并利用风力使它们猛烈地燃烧，然后我用力搅拌，使锅里的物质黏稠得像一锅米粥。我看到“楼梯”这个原本什么味道也没有的词语经过这一番煮熬粘满了浓稠的恐怖的汤汁，使我再也无法辨认出它原来的，也就是三十年前它刚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纯洁模样。我在一篇题为《楼梯》的散文中对楼梯做过这样的描述：大约是我八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城里的姑姑家串门。我被大人牵着一只手，走着那完全陌生的水泥楼梯。我记得那楼梯间是黑暗的，在大白天也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而我却能感觉到脚下的起伏，我多想看清它们的样子。在那样的黑暗里，我并不完全明白，我正在被楼梯一阶一阶地推离地面，它们毫不费力地就抵御住了地心对我的缚力。

当我走到姑姑家的窗前向外望时，我看见了柳树的梢头，也就是一棵高大的柳树正被我俯视着。而在八年的生活经验中，从未从这个角度看到过一棵柳树，我总是在它的树阴下，围着它粗壮的树干玩耍。我在一瞬的惊异之后，马上明白了是那些黑暗中的楼梯将我托举到一棵柳树之上。我又看见了道路，行人以及行进中的汽车，它们在我的俯视下，都奇迹般地缩小了，变得不可怕了。而在此前，我是多么害怕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它在一个八岁的幼童的眼里，是一头怪兽。

也许那时，我就隐隐地感到了恐惧和距离的奇妙关系。又八年后，我将自己从乡下连根拔起，移植到城市的楼梯上。我的根须带着乡下潮湿而富含营养的泥土，在城市的楼梯上艰难地成活。我的柔软的，习惯于同样柔软的泥土的根须，是如何在冰冷坚硬的水泥上扎下根，只有我自己知道。水泥上长不出任何一朵花，我从来没能使自己的根须伸进水泥哪怕一厘米。实际上，我被迫变成了一株攀缘植物，被迫长出无数吸盘，我凭靠着它们的力量牢牢地贴在城市水泥的表面。春天绿，秋天红，我装饰着一堵灰色的水泥墙。我的十几年的读书生涯是不是为了最后的与楼梯生活在一起？那一年我十六岁，楼梯在我的脚下就像冲浪的人脚下的海浪，它们给了我俯视的高度，梦想和激情。

显而易见，楼梯的出现，给我带来了激情和希望，它几乎是以一个天使的完美形象出现在我二十年前的生活里。乡下的生活，我的双脚可以向前走，向后走，还可以向左走向右走。而城市的生活，也就是有了楼梯的生活，使我能够向上走，竟然还能向下走。这种走路方位的改变和拓展，无疑会震荡我的思维，并在某一时刻使之突然发生转向。

仅仅是几年的时光，楼梯已不再通向欢乐和希望，而是埋伏着恐惧和杀机。

当我洗好那些衣服，准备往回走时，已是晚上九点以后了。洗好的，潮湿的衣服被我包好抱在怀里。那是很大的一包。因为宿舍没有洗衣机，我把被罩，床单什么的一起拿到同学家去洗。楼梯间很暗，墙上方形的窗子透进一块月亮和街灯混合后的光线。那包衣服仍抱在胸前，它挡住了一部分视线致使我的步伐偶有磕绊，一直无法流畅。即使如此，要不了五分钟，我也能走完通向我宿舍大门的所有台阶。然而，阻碍是突然出现的，像草丛中突然昂起的蛇头。他迫使我停了下来，而且停留了三十分钟之久。

三十分钟，如果是坐在藤椅上喝茶，沐浴着午后温暖的日光，听着身后绿色藤萝的攀爬声，它的长度相当于从茶杯中升起的一团水汽，然后在空中翻卷着消散；如果是手负重物站在夜半黑糊糊的楼梯上，它的长度就如用冷水去融化一块冰。

对于即将发生的三十分钟事件，我一点预感都没有。一切迹象表明，这是平常的一天，而且接近尾声。回到七楼宿舍后，一个冗长的睡眠将使我跨过明天的界碑，且不会留下足迹。

其实，事情的开端当追溯到二楼，那不是个该引起注意的事，仅仅是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去一个男人。那人步伐极快，只几秒钟就从我的身边、甚至是视线之内消失了。接着听到他在我的头顶发出鞋与楼梯的摩擦声。在他经过我身边时，我还向一侧靠了靠。我们谁也没有停下脚步。他一步两台阶，走得极为轻盈。

事情的变化也是突然的，像魔术师手中的木棒瞬间就变成了蛇。当我走到三楼转弯处时，那个已从我的视线之内消失的人，又从他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他又从上边下来了——和我形成了相向的局面。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不是怀疑）。没听到他敲哪个门，开哪个门。以他的速度是刚到四楼马上就下来了，没在任何一扇门前停留一秒钟。他极像是走错了单元，而且这个错误是走到四楼才发觉的。当他又一次与我擦身而过时，我忍不住开了口：你找谁？

这句多余的话证明我当时心情挺好。心绪不佳时，谁去理会一个陌生人遇到了什么困难。这是单位宿舍，大部分住户我认识。我很可能帮得上他。因此，我的语气非常友好。

就找你。这话是他说的。语气顽皮还带着一丝凶狠。而这丝凶狠是在他转到我的身后敏捷地抱住我的腰又捂住我的嘴之后才分辨出来的。

我木然站着，挺了有十秒，并未听见他爆出大笑。这不是一个玩笑。我被一个陌生男人劫持了。时间是晚上九时三十分左右。地点是我宿舍楼三楼转弯处。目的尚不清楚，但抢劫、杀人、强奸，再没别的了。

我陷入了困境。这和六十年前，我母亲遇到的麻烦极其类似。而我母亲最终有惊无险，化险为夷，这在今天看来我母亲的经历更像一段传奇：

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叶，母亲十六七岁。日本人还没有完全撤离，但苏联红军已经来了。母亲的家住在古城乌拉街，但在乡下有些田产。显然母亲的家是个地主。地主的第三个女儿，也就是我的被唤做三姐的母亲在春天的时候想到乡下的老家玩几天，也许只为取一副鞋样。就在她去乡下的路上，迎面遇上了一位苏联骑兵。这个高大的同东北农民迥异的苏联骑兵并没有骑在马上，而是牵着马在走。他走得很慢很悠闲。他可能也是想看一看异国土地上的景色。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春天同顿河以及伏尔加河的春天有哪些细微的差别。当时的母亲已从乌拉国民优级学堂毕业，但她不知道苏联红军远征的意义。她读的书上没有对苏联红军提过一个字。她先读私塾后又读日本人的小学，读过四书五经和《红楼梦》，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接触了数学。会唱日本歌，说日本话。日本人杀中国的大人，却耐心细致地教中国的小孩唱不知其意的日本国歌，也是用心良苦。

那时的母亲不甚明了，日本人和苏联人到自己的家乡来主要是干什么？十六岁的母亲心里没有国际形势，那时母亲接触不到广播和报纸。但母亲心里应该有刚刚萌生的爱情。爱情是不需要广播和报纸的，甚至不需要文明，它与生命同在。

十六七岁的我的母亲走在一九四几年北方春天的乡村路上。柳树一定是绿了，还有江水，流得很急，若说野花的话，应该只有蒲公英开放了。东北大地随处可见的细碎的蒲公英的黄花在母亲绣着牡丹花的鞋边摇曳。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位苏联红军，手里牵着一匹高头大马。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独一无二的骑兵和他的马将母亲的去路拦住。他站在母亲的面前看了一会，母亲是那种细眉细目苗条又丰满的女子。苏联红军对于这种同他们民族的高鼻大眼的姑娘截然相反的女子产生了兴趣。据我母亲讲他几乎什么也没说，就突然伸出了手，一下将母亲的外衣拽开。衣扣噼噼啪啪地迸落，灾难已成定局。就在这时，应该叫千钧一发之际，母亲命运中的保护神，飞抵母亲上空。于是出现了奇迹：那匹一直沉默的、冷眼旁观的战马，突然一声长嘶，然后忽地飞奔起来，并将那骑兵一起拖走。原来，马的缰绳不是牵在手上而是挷在了手上。母亲僵僵地站在那里，被撕开的外衣里是一件火红的毛衣。那毛衣像火焰一样在春天上午的光线里闪着夺目的光芒。那战马就是被这突然出现的红色火焰吓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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