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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1　好学多思一少年（2）

周扬在１４岁以前，一直在家里延师教学。来家里教周扬学习的老师是刘宜元先生，主要是教他学习古文，教材便是《御批通鉴》。内容尽管古老，但这位刘先生颇具民主意识，思想相当开明，教学方法也很活，一点也不死板。他强调学生自学，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学生写出与御批不同的批语。周扬打心里喜欢这位先生。刘先生很有见识，对周扬的要求很严格，曾批评他的作文老是写些表面的东西，让人看了一目了然，不含蓄，一点儿味道也没有。刘先生还针对他的文章的毛病，写过一个批语：“水清无大鱼”。刘先生甚至还用这样的话来激他：“你将来做不了官，长不了命。”周扬是个很要强的孩子，好学多思，记忆力很强，刘先生对他的启迪和教育，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从中得到的益处，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有一次，他同文集编辑组的同志谈话，在谈到他儿时的一些情况时这样说，我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家中没有有知识的人，父亲早死，又没有伯伯、叔叔。我十二三岁，请了一个先生刘宜元，是我父亲的先生，教了我两年。我身体不好，娇生惯养，根本不去上学。后来刘先生来了，我才开始读书。原来的先生叫我背书，背不下来就打手心，我不喜欢。现在想，严格训练，背背倒好了。刘先生来后，不背书，也不打手心，对我是个损失。但当时觉得对我是个大解放，很高兴。再一点是让我看康熙御批《资治通鉴》，书童跟着我挑了一担回来，看到自己像个大人了，大为高兴。刘先生还让我在上面夹批，皇帝批的还可以批，提倡作翻案文章。刘先生还教我《孙子兵法》。刘先生比较民主，对我影响很大，可惜时间太短了。周扬深情地怀念着他的这位启蒙老师，每当忆及他的童年生活时，总是不时提起。

周扬上学很不正规。按他的年龄来说，该上中学了，但学历不够，进不去。上小学吧，他已经十三四岁了，显然大了一些。

为这件事，他非常生气。

当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滚滚，席卷全国之时，就连远离北京的湖南益阳这样偏远的地方，也感受到了它脉搏的跳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对少年周扬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吸引力啊！他如饥似渴地找来一些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报刊和书籍阅读，在他的心灵上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忽然之间，他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家中简直就成了一个反封建的斗士了。他对哥哥成天赌博极为不满，多次严肃地对他提出批评，弄得哥哥下不了台。

他对家中一些男人的家长制作风和欺压妇女的行为也看不惯，常常对他们进行指责。周迈回忆说，父亲少年时候，在家里很厉害，不能容忍家里的不良现象，当众指责他认为表现很差的人，让人难堪。

姑爹、伯父等对他有畏惧感。他严厉指责过姑爹欺负姑妈，批评过伯父赌钱。他对我说：“那时候我是家里的‘红卫兵’。”（同上，第４０５－４０６页）“红卫兵”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生们的群众性组织，响应毛泽东发出的“造反有理”的号召，到处“造反”，在社会上在家庭中“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周扬以“红卫兵”自比，说明他当时对家庭中不良气氛之不满。这个酷慕新学的少年分明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再闭门在家念这些古董很无奈。如果说在家里延师学习也曾使他增长了一些知识，在古文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础，对他不无教益的话，那么，现在他却越来越感到这一切太不能满足他的精神需求了，对这样的学习生活他已经厌烦了。面对扑面而来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他再也不能在家里呆下去了。他决心冲出家庭的樊篱，到长沙去学习，打开一片新天地，获取新的知识，过一种在这个家庭里所不可能有的新生活。　考大学名列榜首而不就　他的愿望同祖母、母亲的想法发生了冲突。听到这个“掌上明珠”要去长沙学习，一向溺爱他的家人没有一个人同意，祖母和母亲更是急得要命。她们想，孩子刚刚15岁，从未离开过家，到外面去念书，生活肯定不如在家里这样舒适，吃苦受累，弄坏了身体怎么办？使不得，使不得，硬是使不得。女人的有力武器便是眼泪，祖母和母亲为此哭得很伤心，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不忍心放他走。但周扬很果决，一点也不妥协。他赌气地对母亲说：“不让我离开家去长沙读书，我就去赌博，去嫖娼。”这一招；很吓人，也很灵验。周扬的哥哥谷宜爱赌钱，祖母管不了他，母亲也拿他没办法。如果周扬真的也跟哥哥那样成为一个赌徒，那周家还成什么样子，还有什么希望？祖母和母亲听他这么一说，给镇住了，知他去意已决，阻挡不住，也就只好由他去了。　。。

1　好学多思一少年（3）

周扬去长沙进了一所补习学校，主要是补习英语和算术。家人不放心，派舅舅一同前去照顾他。他们吃住在旅店。有时舅舅只顾自己去玩，几天都不回旅店。舅舅不管他，他倒也乐得自在。周扬在长沙补习了半年，进步不小。开始的时候，他连英文字母都不大认识，同学们的英语程度都比他高，看不起他。但他天资聪明，又肯用心去记，没过多久，英语成绩就名列前茅了。

补习结束之后，周扬回到益阳，即考入县城一个教会中学，成为这个中学的一名插班生。因为是寄宿，生活比较苦，周扬感到很不适应，一个学期还没有读下来，就自动退学了。

就在这时，周扬结婚了。夫人吴淑媛，是个官宦人家的女儿。

吴家祖上曾在江苏瓜洲当水军总督，好像是个一品官，人称吴军门。吴家境比周家富有，在县城还有个公馆。周、吴同岁，吴比周大几个月。结婚后，他们很快就生了一个女儿，但只活了两三岁就死了。后来，他们先后有了三个儿子：周艾若、周迈、周岳。

周扬又去长沙攻读，依然是补习性质。这次陪读的则是吴夫人，此外还有两个佣人。他们依旧住在旅店中。周扬念书，有个特点，他不是按部就班，一年年地接着往下念，而是跳着念。他在长沙读了两年书，在学业上有了一个飞跃的进步。在思想上也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接触了大量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信息，眼界比过去开阔了许多许多。

其间，周扬曾和他一同在长沙补习的同学林柏森两次去报考武汉的一所大学，他们俩人两次都落榜了。周扬不免感到有点沮丧。

林柏森鼓励他不要泄气，继续补习，下次再考，总能考取。

他们俩第三次来到武汉，走上考场。结果，太令人惊喜，又太出人意料。这次周扬考得出奇的好，竟名列榜首；林柏森古文很好，在周扬的心目中，比他的学问多得多，不料却又一次落榜了。

周扬后来回忆说，当他去看榜时，担心自己考不上，就从后面往前看，看了一半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心里直打鼓，心想这回肯定又完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竟然排在第一。真叫人喜出望外！

周扬对自己的考中感到高兴，对朋友的落榜深感意外，深表同情。他是个很重情义之人，见朋友因落榜而情绪不佳，便毅然放弃这次入学机会，同林柏森一起返回益阳。他们坐轮船回家去，不曾想，在船上恰巧遇到了这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当那人得知周扬考取了他们学校的第一名，并听了周扬对林柏森的推崇之后，就劝他们一起到学校报到；保证接收林柏森入学。可是，这两位年轻人却不领情。林柏森坚决不同意，他要凭自己的本领堂堂正正地取得入学的资格。周扬也觉得那样做，似乎有辱于朋友也有辱于自己的人格。一个有志气，一个讲义气，他们一致谢绝了这位先生的一片好意，共同放弃了去武汉上大学的机会。今天的人们也许会笑，这两个毛孩子是不是有点犯傻？可是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傻”得可爱。

这时，周扬已与大哥分家。祖母、兄弟俩一人一份。他分得40亩田和一点财物。不久，不多的一点钱就花光了。接着，就开始卖田。没有多久，把田也几乎卖光了。幸亏夫人吴淑媛家里很富有，有她娘家接济，他们全家还不用为生活担忧。到20世纪４０年代初，周扬家中就什么都没有了。

武汉考试，名列榜首，对风华正茂的周扬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周扬幻想联翩，何不到上海一试？那时，《新青年》杂志社早已从北京迁往上海，成为共产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造季刊》，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田汉的《南国》半月刊等，这些广受青年们喜爱的刊物都在上海出版。那里集中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青年们崇拜的精神偶像，那可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啊！他决心离开湖南，前往上海考学，在那里求得发展与进步。

2　上海求学与东瀛取“火”（1）

急切吸收外来知识　1925年秋，17岁的周扬从湖南来到上海，考入上海南方大学。不久，因该校校长江亢虎早投靠北洋军阀，其复辟阴谋被揭露，一部分教员、学生造了他的反，另组国民大学，周扬于是转入新组建的学校就学。1926年再转入大夏大学。

他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教师是个英国人，要求很严格，周扬感到压力很大，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他的英文因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使他后来在翻译方面得以有所建树。享有盛名的当推由他英文转译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可惜他在这里只学习了一年多的时间。他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著名的翻译家的，但政局的激剧变化，改变了他人生的航向，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周扬在大学期间，积极追求进步，广泛学习各种知识和思想。

在学校课堂，在图书馆、阅览室，在各种学术报告会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好学多思、孜孜不倦的年轻人的身影。他接触的有共产主义，也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柏格森、尼采的唯心主义。

当时，在李石岑的影响下，他曾一度沉醉于尼采主义。

李石岑是湖南省澧陵人，著名哲学史家，他的哲学著作大都是对古今各种哲学思潮的介绍，并在介绍中表明自己的见解。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同时又在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国民大学等校兼任哲学教授，经常在各个高等学校及全国各地讲演。他的著作、文章、讲演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不论是在前期鼓吹唯心主义，还是在1928年以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辩证唯物主义，都给了人们以巨大的影响。李石岑认为中国人不自悟，不振作，纯以依赖、怠惰、乞怜、畏缩和均等作为人生之鹄的，“既乏进取之勇气，复少创造之能力，乃徒以卑屈之懦性，进而为习惯上之顺氓。”

尽管李石岑当时还不能从物质生产的发展上和阶级关系上找到中国落后的病根，认为尼采的“超人哲学”可以救中国人的这一毛病，但在周扬的思想上以至在生活中却起了重大的积极的革命的作用。

在这期间，周扬关于尼采哲学的作文，深得李石岑的夸奖。

周扬在延安时期写的自传中曾这样坦诚地说：“惟因当时在李石岑的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过重大的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1927年对革命极端的倾倒中，保持了在组织上的超然的立场。”同时，易卜生主义的提倡在周扬思想上也起了同样积极的作用。易卜生主张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反对对于个人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任何压制，他作品中的那些有个性、有理想、敢作敢为的人物，令年轻的周扬那样心驰神往，在精神上备受鼓舞。

1957年，事隔三十余年之后，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曾这样回忆说：“回顾一下我们这些人走过来的道路。……那时我们急切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们的。到后来我们才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当年，在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的观念，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观念，曾经给了人们以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啊！要从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彻底解放，便不能不首先解放人的头脑，发挥人的个性，人的独立自由的人格，在清明的理智中，培养怀疑与批判精神，扫除一切因袭保守观念与偏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一基本精神，孕育了整整一代人，在周扬等人的思想深处扎下了深根，在推动他们走向革命，通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革命作用。

周扬在上海上大学之时，正是国共合作，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进行北伐战争之时。国共合作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在第一次东征和第二次东征中取得了胜利，广东终于获得统一，为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响亮的黄埔军校，吸引着无数有志于革命的热血青年。自幼体弱多病的周扬，此时竟然也成了一个黄埔“追星族”。有一阵子，他整天价想着去报考黄埔军校，迷恋投身火热的军旅生活，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后来不知怎么忽然对文学发生了兴趣，未能成行，黄埔之梦最终没有能够变为现实。

2　上海求学与东瀛取“火”（2）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26年５月，北伐战争开始。一开始就得到了战区和后方民众的热烈支持，在半年之内，北伐军就占领了南方大部分省份。周扬这个曾想报考黄埔军校的青年自然是北伐战争的极端的支持者、倾倒者，他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整天处于高度亢奋的精神状态之中。　在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党　然而，在革命的胜利进军途中，突然发生了“四·一二”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突然死于革命背叛者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倒在了昔日的“盟友”制造的血泊之中。在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屠杀政策的血腥镇压下，上海几家大报天天都刊登着一大片“脱离共产党声明”。周扬所认识的好些同乡的革命者，这时也纷纷成了“顺民”。这是周扬怎么也不曾想到的事。

他愤怒了！一种憎恨和反抗的欲望强烈地在他的心中燃烧，他的愤怒再也抑制不住地爆发了！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他向共产党的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在白色恐怖高潮中，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了。

介绍周扬入党的是他当时在大夏大学的一个同学，又是同乡的夏钟润。在周扬的心目中，夏钟润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可以信赖的人，他觉得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为党的事业奋斗，自己就有了依靠和力量。

不久，暑假到了。周扬决定离开上海这个反革命政变的策源地，到武汉去工作。那时，武汉国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周扬还抱着一些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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