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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生活理解和表现得太狭隘了。这一切表明，周扬在实践的磨练下，开始排除政治的干扰，再次高扬生活第一的观点，从强调学习政策，到强调“向生活去追求”，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重大的变化，表明他在大力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当然，周扬毕竟是周扬，作为党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代言人，他在强调生活第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观点时，为了同他前些时候所强调的学习和宣传政策的主张相衔接，仍然没有忘记也不能忘记政策之重要，说政策和生活不是对立的，应该是辩证的统一。（同上，第230页）　学会用社会方式领导艺术创作　周扬在这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在这前后一段时间中，还一再强调要改变用行政方式领导艺术创作，学会用社会方式领导艺术创作。周扬认为，现在我们的领导是灵感式的、手工业式的，文化机关的部长局长，文艺团体的主席，都还不大会运用社会的力量，采取科学的方法去做工作。他说：“我们比较地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机关在布置创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不顾各个作家的不同生活经验和写作能力而任意地像对待小学生似的给他们规定题目，规定完成创作的时限，甚至规定创作的形式。而在写成的时候，又往往简单地、轻率地加以否定，没有把一个作品的成功或失败当做重要事情看待，因而也就很少认真地去研究和总结这种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来具体地帮助作家。这种对于创作的行政式领导方法正是无思想、无政治的领导的表现，同时也就助长了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是更适宜于用社会方式来推动的。我们应当更多地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来组织他们的创作，更多地发动作家、艺术家相互间在创作上的自由竞赛，发动他们中间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动正确的社会舆论来推动和指导创作；这样才能创造适宜于创作发展的气候，创造作家的艺术劳动的最有利的条件。这些就是我们过去所忽视了的方面。”（同上，第24５页）所谓“社会方式”，就是利用社会的活动，如批评、竞赛、舆论、奖励等，周扬认为“这是领导文艺最有效的方法”。（同上，第305页）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这是过去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新思想，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对于如何领导文艺取得的新经验，首次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17在曲折中前进（7）

周扬之所以提出并强调要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同他对文艺的特点的认识密切相关。1954年5月，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观点，即：“艺术的特点就是它是社会的现象和产物”，力主“我们领导文艺方面有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鼓励各种文艺创作的自由竞赛”，“自由竞赛就是在群众面前竞赛、考验，艺术不能专制”。（同上，第293、294页）“第一是创造上的自由竞赛，第二就是批评上的自由讨论。

这才是正常的发展道路，不是采取行政方法，说这个戏要演多少天，那个就不能演……”。（同上，第295页）他1954年10月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中在谈到领导不要胡乱干涉作家的创作时，有一段虽然很长但又很有趣、很精彩的话。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青年作家，他本来是有才能的，能够写出作品来的。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领导，按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培养，他就会又按公式来写了。他们在生活中本来有很多很鲜明的感觉，他写出来了，如果我们一看，觉得这里面没有写生产合作、没有写党的领导，要改一下，他就写假的了，就按照你的去写了。应该是他不足的地方你只能去帮助他，要他去丰富自己的知识。给他各种机会，你不能去代替他。现在我们过多的采取了代替的方法。上一回苏联的同志批评我觉得很对，他讲剧院里创作的人应该是导演，院长只是管政治、管行政方面的，这个话是对的。他说导演好像医院里的主治医生，剧院院长就好像医院的院长，是管政治管行政的。他说，动手术是医生的事，但是院长也跑来指挥，说：“动手术不是这样的，我来给你动。这是不对的。”我说我们像这方面的情况很多，作家“动”不好的时候，别说院长，有时部长也跑来“动”，这样还不“动”死人啦？医生开刀，他技术不高明，你应该提高他的技术。

开死开活他自己来开，这是创造。你院长来替他开，十有九个非死不可。我们的艺术搞得没有生命，就是院长帮助“动手术”的结果。

我也经常帮助作家“动手术”，大概荒煤同志也是帮助“动手术”

的一个。当然我们不可以一概否定过去对作家的帮助，过去作家的确感到有困难，作家的“手术”不高明，当然我们也不高明。大家凑合一起来“动手术”，所以过去“动手术”，有整个剧本推翻了的，这就是“动手术”“动”坏了的。否定了那么多剧本，那还不是“动手术”的结果！也许不“动手术”，还可能救活一两个也说不定的。

假定不“动手术”，要求稍微放低一点，让作家自己去搞，也许有两个可以救活。有时还要采取“会诊”的方法，“会诊”并不是医生“会诊”，而是医院的院长“会诊”。这一些情形也许是过渡时期的现象，初期的现象，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不合乎艺术的规律。而我们的领导就是这样的。中央是这样，地方会更是这样，恐怕更是经常“动手术”。像这样，“医生”就培养不出来，创作的人就没有勇气，没有责任心，没有创造性，就创造不出好的艺术品来。”（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红代会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中文系联合大队合编：《彻底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在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把文艺看做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产物”，而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一种阶级现象和产物，主张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力倡自由竞赛、自由讨论，主张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文艺，反对在文化艺术方面实行“专制”，这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可以说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史上一个巨大的飞跃。虽然在当时条件下还不可能展开论述，但能够有这样一种智慧的闪光，在中国共产党内确实已是相当超前和难能可贵的了。1989年２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按照胡乔木的意见，写进了“文艺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样一句话。并正确地指出：“文艺不等同于政治，不能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更不能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党的领导机关要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和规律，对具体的文艺作品和学术问题要少干预、少介入。文艺作品的优劣，应由广大读者、观众和文艺界自己去评判，并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文艺问题的是非一时难以分清，应允许从容讨论，不要急于下结论，有的也毋需作出统一的结论。除了违反宪法和法律，必须禁止的以外，一般学术和艺术问题，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而只能进行民主的、平等的讨论。”“在文艺和学术讨论中，要对争辩、竞赛的各方实行机会均等的原则”。（1989年３月11日《人民日报》）文件中的这样一些重要论点，可以说正是周扬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经过几十年以后得出的这些结论，当然比周扬当年的认识更加系统和明晰了。

周扬在文代会的报告中还强调文艺批评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有些批评家往往没有把整个倾向是反人民的作品和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整个倾向是进步的作品加以区别，没有把作家对生活的有意识的歪曲和由于作家认识能力不足或是表现技术不足而造成的生活的不真实的描写加以区别，而在批评的时候一律采取揭露的、打击的态度。”“有些批评家在批评一个作品的时候，常常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教条公式出发。他们常常武断地、笼统地指责一篇作品这样没有描写对，那样也没有描写对，但却很少指出究竟怎样描写才对。批评家往往比作家更缺乏对于生活的基本知识和深刻的理解，同时缺乏对作品作具体的艺术分析的能力。”（同上，第24６页）

周扬对于文艺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的这些精辟的见解，即使今天也还没有失去它存在的价值。

在这次文代会之后的两三年中，文艺与人民和生活的联系有了明显的加强，老作家在经过了一段创作上的沉默之后，重新开始了新的创作，同时，又出现了相当数量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家，写出了一批很有生气的作品。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草明的《原动力》、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孙犁的《风云初记》、陈登科的《活人塘》、李英儒的《战斗在滹沱河上》、艾芜的《百炼成钢》、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萧军的《五月的矿山》、曹禺的《明朗的天》、夏衍的《考验》、陈其通的《万水千山》、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玉宝的《高玉宝》、李季的《玉门诗抄》、《生活之歌》、闻捷的《吐鲁番的情歌》、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公刘的《阿诗玛》等。在电影故事片创作方面，也有了新起色，1954年14部，1955年22部，1956年31部，最为著名的有《渡江侦察记》、《鸡毛信》、《董存瑞》、《祝福》、《上甘岭》、《虎穴追踪》等，戏曲影片有《梁山泊与祝英台》、《十五贯》等。

知不易，行更难。要把年轻的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已经取得的新经验，变为千百万人的持之以恒的行动，变为文艺界的持久的现实的存在，距离还远得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传统影响的国度里，人们注定还有很长的艰难而曲折的路要走，还得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至于生命。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1）

《〈红楼梦〉研究》批判　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如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旧的意识形态，使统治阶级的思想变为统治思想，这是一个意义重大而又非常复杂的工程。毛泽东按照他的思路和方式，抓住一个个具体问题，开展一场场重大的斗争，来实现他的改造社会的理想。1954年，他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开始，领导和发动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同时又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并迅速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镇压。在毛泽东看来，这既是推动学习马克思主义，引导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问世以来一直为不少人所研究，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所著《红楼梦考证》一书，较之过去的“红学”前进了一大步，时称“新红学派”，曾得到鲁迅的赞赏。俞平伯在胡适的影响下，1922年著《红楼梦辨》一书，被称为“新红学派”著名人物之一。1951年俞平伯将他30年前写的《红楼梦辨》加工修饰，并增加五篇新作，以《红楼梦研究》为书名重新出版。1953年５月《文艺报》第9期热情推荐这部著作，肯定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成就及其在国内“红学”

权威的地位。随后，他又陆续发表了《红楼梦的著作年代》、《红楼梦简论》等一系列论文。

与此同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开展，一些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学”，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对《红楼梦》来进行评析，对俞平伯的考证方法开始怀疑起来。

1954年，两位年轻的作者李希凡、蓝翎著文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认为这部小说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们通过作者笔下主人公悲剧命运所获得的教育是激起对于封建统治者及其全部制度的深刻憎恨。他们的文章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9期发表了。

自称是“流动哨兵”的江青立即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9月中旬的一天，江青来到人民日报社，找到总编辑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拓立即照办，排出清样，并亲自出面约作者谈话。他先找到比较好找的蓝翎，说：你们在《文史哲》的文章很好，《人民日报》准备转载，你们同意不同意？并热情地问长问短，谈了两个小时。随后，邓拓又就转载文章一事约李希凡、蓝翎二人谈了一次。邓总编对此事之重视，态度之热情，使这两位年轻人异常激动。（参见孙玉明：《红学：1954》，中国图书馆出版社，第43页）

说来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文章将要转载之时，主持###常务工作的胡乔木出来说话了。他认为《红楼梦》研究纯属学术问题，根据苏联的做法，《真理报》对于此类问题历来就是只作结论，不许不同意见展开讨论，因此他提出：“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那时，正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版面比较紧张，这篇文章就不要在《人民日报》刊登了。邓拓、周扬等人一致同意，商定将此文送交《文艺报》转载，由林默涵通知《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快些刊出。冯雪峰立即照办，火速起草了按语送###审阅，并在当月出版的《文艺报》上迅即予以转载。行动不可谓不快。

岂料毛泽东在看了《文艺报》的按语，心下大为不悦，在这个不到300的按语旁边写下五处批语。在作者署名旁边批：青年团员一个２３岁，一个2６岁。在“它的作者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边批：不过是小人物。在“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一句“试着”两字旁边画了两道竖线，并批：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边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按语中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2）

10月10日《光明日报》加按语发表了李、蓝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毛泽东阅后又作了批语。按语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亟待展开。本文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毛泽东针对按语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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