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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第1页）

莫拉（CarmenMaura）在片中扮演一名接受过变性手术的男子，由于与他／她的父亲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异常关系，因此对男性绝望，改而与另一名女子建立了女同性恋（我猜想）的关系，后者由马德里一位有名的男性易装癖者所扮演。

——保罗柏曼，《村声杂志》影评（VillageVoice，1987，p.572）

示威行动之成功，不在动员人数之多寡，而在其吸引媒体注意的强度。只要有50名聪明家伙制造声势成功，在电视上有5分钟的报道，其政治效果也许稍微有点夸张，不亚于50万名的示威群众。

——布笛厄（PierreBourdieu，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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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文化革命的最佳途径，莫过于从家庭与家族关系入手，也就是从性别与家庭的角色结构上着眼。虽然在多数社会里面，人伦与两性关系，对各种骤变的抗拒性极强，但是也非一成不变。此外，世界各文化的外在表现虽有不同，但是一般而论，在广大地区之内，基本模式都大同小异。不过也有人认为，就社会经济和科技层面而言，在欧亚大陆（包括地中海左右两岸）与非洲其他地区之间，却有着极大的差异（Goody，1990，XVII）。因此如一夫多妻之制，虽说几乎已经在欧亚大陆全然绝迹（除某些特权团体和阿拉伯世界），却依然在非洲大陆方兴未艾，据说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婚姻，属于多妻制的婚姻关系（Goody，1990，p.379）。

话虽如此，人类种族虽多，却依然有几项共同的特征，比如正式婚姻制度的存在，以及依此享有与配偶进行性关系的专属特权（所谓“淫乱”，是全世界共同声讨的莫大罪行）。此外尚有婚姻关系中丈夫对妻子（“夫权”）、父母对子女以及长辈对晚辈的优势支配地位，家庭组合包括数位主要成员等等，诸如此类，都是人世间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论亲族关系网涵盖的亲疏远密，不论其中相互的权利义务复杂单纯，基本上，内部都存在着一种核心的关系——也就是一对夫妻加上子女——即使在外部大环境里，一同生活的家族或群体比此为大。一般以为，核心家庭是在资产阶级和各种个人主义思想兴起的影响之下，才于19世纪至20世纪逐渐脱离原有较大的家庭与亲族单位，进而演变成西方社会的标准形式。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认识不够，对工业时代之前的社会合作关系及其理论基础更有着极大的误解。核心家庭之存在，不始于现代工业社会，即使在具有标准共产性质的社会制度里面，如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国家实行的所谓“共同家庭”（zadruga），“每位妇女勤劳操持的对象，均以家庭为最基本的定义，即其夫其子。除此之外，她们才轮流挑起照顾邻里大家庭中未婚者及孤儿的责任”（Guidetti／Stahl，1977，p.58）。诚然，核心家庭存在的现象，并不表示外围的亲族关系便也大同小异。

然而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源远流长的核心式基本安排，开始有了剧烈的改变，尤以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为烈（不过即使在西方世界，各地分布也呈不一之势）。英格兰和威尔士，可列为变化最剧的特例——1938年时，每58对夫妇中，只有一对以离婚收场（Mitchell，1975，p.30—32），到80年代中期，每2.2对新婚夫妇就有一对分手（UNYearbook，1987）——这股趋势，在自由放任的60年代开始加速，70年代结束，前述两地的已婚夫妇，每千对便有十对以上离婚，其数字为1961年的5倍（SocialTrends，1980，p.84）。

这个现象自然绝不限于英国一地。事实上，在一些传统道德具有强烈约束力（如天主教）的国家里面，其中改变愈发明显。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三地的离婚率数字（每千人中的年离婚数）于1970年至1985年的15年间，几乎跃增3倍。更有甚者，即使在一向对这一类束缚限制较轻的国家，如丹麦、挪威，同时期的离婚率也增加近两倍。西方人的婚姻，显然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转变。根据7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家医院妇科的病历记录显示，前往就诊的妇女之中，“已婚者显然大为减少，生育意愿也大为降低……对两性之间的关系适应，显然也有态度上的改变。”（Esman，1990，p.67.）由这个横断面看到的女性新现象，即使回到离当时10年之前的加州，恐怕也难找到。

独居者（即没有配偶，也不为任何较大家庭成员的人）的人数，也开始直线上升。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英国独居人数一直保持不变，约居全国总户数的6%，之后便开始缓缓增加。但是从1960年开始直到1980年，20年间，独居比率竟由12%一跃而为22%。到1991年，更高达全国总户数的四分之一（Abrams，CarrSaunders，

SocialTrends，1993，p.26）。在西方许多大城市里，独居人口甚至占其总户数的半数。反之，传统的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即由已婚的父母带着子女同住的家庭，显然呈败落之势。在美国一地，核心家庭的比例，20年间（1960—1980）由44%猛降为29%。在瑞典，80年代中期出生的婴儿，几乎有半数是由未婚妈妈所生（WorldsWomen，p.16），核心家庭比例也由37%降至25%。甚至在其他于1960年时犹有半数为核心家庭的发达国家内（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英国），到了1980年，核心家庭的比例也剧降，变为绝对的少数。

就某些极端的例子而言，甚至连核心家庭名义上的典型模式地位也失去了。1991年时，全美58%的黑人家庭，是由单身妇女支撑门户，70%的黑人儿童，由单身母亲生养。相较于之前的数字，核心家庭大为减少。如1940年，全美“非白人家庭”之中，只有11.3%是由单身母亲主持，甚至在城市里也只占12.4%（FranklinFrazier，1957，p.317）。甚至在1970年，也只有33%而已（NewYorkTimes，1992年5月10日）。

公众对性行为、性伴侣及生殖关系观念的巨大改变，与家庭危机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方面的变化，可分为正式与非正式两方面，两者中的重大转变，都有确定的年代可考，并与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变动相始相生。从正式的改变看，这是一个两性关系大解放的年代，不论是异性关系（主要是就女性自由而言，过去一向比男性少许多），还是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各种形式非传统性关系，都大大地解脱了桎梏。英国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行为，于60年代下半期开始，不再构成犯罪理由，比美国稍迟几年——伊利诺伊州是美国最先对鸡奸解禁的一州，于1961年判为合法（Johansson／Percy，p.304，1349）。即使在天主教的意大利，也于1970年宣布离婚为合法，并于1974年以公民投票再度认定。1971年，避孕药物及生育控制资料在意大利开始合法销售，1975年，新家庭法取代法西斯时期以来一直残存的旧法律。最后，1978年堕胎正式变为合法，1981年全民投票加以确认。

随着法律限制日益减少，一些原本被列入禁止的行为，如今实行起来自然更为方便，获得的宣传效果因而也非同小可。可是在法令与日益松弛的性关系之间，与其说前者使后者放宽限制，不如说后者追认这股新氛围的存在。1950年时，只有1%的英国妇女曾于婚前与未来的丈夫同居过一段时间，8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跃升为21%（Gillis，1985，p.307）。可是不论多少，未婚夫妻同居与否，都跟当时的立法没有任何关系。以往三令五申视为禁忌的行为，现在不但被法律及宗教所许可，同时也为风俗道德并邻里议论所接受。

种种潮流，当然并未以均等的程度向全球流动。虽说凡在准许离婚的国家，其数字都有上升（这是假定以正式形式解除婚姻的行为，在各国都具有同样意义而言），可是婚姻制度本身，在某些国家却特别地不稳定。80年代，凡罗马天主教会的（非共产党）国家，婚姻关系均比较稳定。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的离婚率，甚至连拉丁美洲在内，都较一般为低。甚至在以世故自诩的墨西哥和巴西，前者每23对夫妇中，也仅有一对离婚；后者更低，为33∶1（不过古巴更低，为40∶1）。此外尚有亚洲的韩国，以其经济发展之速而言，婚姻观念可说依然出奇保守（11∶1）。日本更奇，甚至到了80年代，离婚率还不及法国的四分之一，比起随时准备离婚的英美两国男女，更有天壤之别。即使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离婚数字高低也依国情不同，不过一般均比资本主义国家为低。其中只有苏联与众不同，倒是一大例外：苏联人民急于打破其结婚誓约的心理，仅次于美国（UNWorldSocialSituation，1989，p.36）。各国变化程度不一，倒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但是同一种变化，却能跨越国界普遍渗透“现代化”世界的现象，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其中最惊人的现象，莫过于全球的大众通俗文化，或更确定一点，其中的青少年文化，所展现的面貌类似精神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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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离婚、非婚生子女、单亲家庭（绝大多数是单身母亲）泛滥的现象，显示着两性之间的人伦关系陷于危机，那么全球各地兴起的一股青少年强势文化，则显示世代之间人伦关系的重大转变。青少年作为一支具有强烈自我群体意识的族群，年龄层从青春期发育开始一直到25岁左右，已经发展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发达国家少年男女的青春期萌动，更比上几代提早数年（Tanner，1962，p.153）。60年代和70年代最惊人的政治现象，就是这一年龄层的社会总动员。在政治意味比较没有那么浓厚的国家，这一代为唱片业带来了巨大财富，75%—80%的总出片量，基本上是摇滚音乐，全部被14岁至25岁之间的消费者买去（Hobsbawm，1993，pp.28，39）。60年代，各种对正统文化持异议的人士期待的政治激进活动，也由这个年龄层的男女一手包办。他们向下排除儿童，甚至连青年期也一概排除（对他们来说，青年期之意，即意味着还不太成熟的半成人）；向上除了几位大师级人物尚能豁免之外，更完全否定30岁以上众人的一切人性地位，天地之间，唯我族群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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