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革命
“此后,就像佩林·丹丁那样,尽管我没有权力这样做,但仍在愿望的推动下做出判断,我需要继续下去。”[162]托克维尔对诉讼人的主要特征的认识与整个时代的法官大致相同,那些参加了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的法官,他们不得不致力于为社会寻找一种新的平衡。正如奥尔特加所说,对托克维尔和他的同代人而言,解决政治问题高于解决所有突出的个人问题。[163]过激派与自由派、1789年和1793年、贵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和平等、君主制和共和制,存在如此多的需要做出选择的对立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当把《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置于何处?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164]知识的交流完善了他的思想并使他的修辞手法更加细致入微;但那并不能揭去1835年的作品在他身上贴上的标签。尽管托克维尔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他被依次称为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开明的保守主义者、伯克式保守主义者、开明的贵族阶级人士、奇怪的自由主义者——总而言之,他的作品带来的混淆仍在持续。
而它在另一方面是困难的。《论美国的民主》,也被称作是对法国大革命做出的最令人着迷的诠释之一,其的确尝试着使用美国这面“镜子”[165],来创造一种能够解释(并产生)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哲学。[166]
“身处于湍急的河流之中,”托克维尔写道,“我们固执地将目光锁定在一些我们在河岸上看见的碎片上,而急流将我们卷走并把我们推进了深渊。”[167]面对这种危险的革命动荡,人们迫切需要的是在某个地方找到一种路径或一块基石;正是这一点迫使作者在《论美国的民主》的最前面的篇章中寻找一种对革命做出的解释。[168]即使我们必须等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伟大的历史巨变做出更全面、更详细的解释,也无法否认这一点,他的革命理论的主线早已呈现在《论美国的民主》的上下卷中。
托克维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大致总结为:对他来说,法国大革命既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也不是一次法国的革命。
此次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是因为真正的革命发生在精神、观念、信仰、心灵习性的层面上,这所有的一切再次使用了道德观念一词的含义[169],而他选定的却是习俗一词。[170]
根据托克维尔的想法,每个历史变化必然始于思想层面。于是,思想改变一个社会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并因其产生一定的改变。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状态。[171]
政治社会不是由他们的法律构成,而是事先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情绪、信仰、思想、心灵习性和精神构成,而本性和教育塑造了那些人。如果我的作品的所有部分没有呈现出这一真理,如果它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无法让读者们不断地审视自我,如果它没有在每时每刻向他们指明这一点,且没有公然表明教导他们的主张,仅仅是情绪、思想、道德观念能够带来繁荣和公众自由,与之相反的恶习和错误必然会把繁荣和公众自由推开,我将无法达到我所期待的主要的目标,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172]
社会状态进而塑造了政治状态。[173](在今天,我们会谈论社会和国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法国和美国[174],人们是独立自主的,因为严格地说,即使法国人没有生活在自由的条件下,他们也已经学会将他们看作平等的个体。[175]一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既改变了想法和情绪,也被想法和情绪改变;一旦社会状态发生改变,法律机构与政治机构也会渐渐地适应这些变化。“从长远来看,政治社会不会不成为公民社会的表现和象征。”人民主权从一开始就是公众舆论的一部分。[176]
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革命大都发生在1789年之前,其在本质上因所有欧洲人的改变而加速改变[177],其以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因培根和笛卡儿而继续,随后为启蒙运动提供普遍观点,其可应用于所有时期和世界各地。
“[革命]仅仅是一个激烈而短暂的过程,通过它,政治状态适应于社会状态,行为适应于思想,法律适应于道德观念。”[178]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复述。这只不过是现实到理想的突然的适应性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抽象哲学形成于未经完善的理论,因而产生了质疑,或者被政治实践所证实。
旧政权想通过防止政治变化慢慢适应于社会变化来无视社会变化,而这为其自身的灭亡创造了条件。革命者远离了能够让他们根据法国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分析及调整他们的理论的政治实践,试图让法律和政治世界遵从远离社会现状的抽象原则及普遍原则。
然而,一个争议肯定会出现。如果革命实际上将其之前的文化运动作为出发点,只要法国人与法律机构和社会机构的社会观念与政治观念之间存在差异,那么改革的到来所引发的巨大改变就无法实现。[179]这提出了下列问题:革命可以结束吗?法国和欧洲是否注定要陷入革命与反革命的无尽循环中?你怎样才能阻止一场不断展开的革命?
托克维尔在1850年再次评论:
在经过这样的暴力危机之后,我们的国家比我们认为的更平静、更繁荣。但其仍缺乏对未来的信心,尽管60年的革命使这种不稳定的感觉给社会发展带来较少损害,给法国人带来较少痛苦,它仍然是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结果。这个伟大的国家完全符合一名水手在大海中或者一名士兵在战场上的心理状态。它尽可能少地完成每一天的任务,不为明天担心。但这样的国家是不稳定和危险的。而且,它不是我们所特有的。在俄国之外的整个欧洲大陆上,你会发现新世界即将诞生,旧世界最终变成废墟。你要相信,出现在我们周遭的旧势力的恢复仅仅是暂时性事件,它无法阻止紧随其后的伟大的戏剧性事件。这种戏剧性事件会彻底摧毁旧社会,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类结构和什么样的思想形式能够取代它。[180]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托克维尔计划创作一种全新的政治科学理论,其能够成功地解释过去和未来、旧政体与新政体,或者托克维尔所说的贵族主义与民主主义。[181]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我们在第一卷的简介中读到,“我所谈论的伟大的社会革命在那里大概已经达到了它的自然极限;它以一种单一而简单的方式在那里出现,或者可以这样说,尽管这个国家本身没有发生革命,但它知道民主革命会在我们之中发生。”[182]
托克维尔打算判断美国社会是否是世界上唯一的特例——在这种特别的形势中,思想能够轻易改变现实,社会状态与政治状态相一致,整个世界是“一种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和塑造的具有延展性的材料”[183]。在这片不可思议的大陆上,法国人和欧洲人的梦想似乎不需要发动革命就能够实现[184],“而且在那里,他们那些抽象的、推理的、理论上的原则是真实的、具体的和吸引人的。
但是,如果仅是美国那独特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就能够阐明其在民主政治上取得的成功,那么欧洲国家只能寄希望于通过不断的革命成为民主主义国家。
美国(尤其是美国西部)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证实了美国的存在不需要革命。可以这么说,美国边境那一路延伸到太平洋的大荒野提供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思想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并以一种明晰的方式转变成现实”[185]随着旅程的继续,托克维尔会将他的理论完善化和复杂化,但这名《论美国的民主》的开拓者特别声明其在本书第二卷中详细地描写了民主主义者。
“在[西部的]这种环境中,美国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善恶分明的,你会觉得它就像大部分儿童读物那样,”托克维尔在一封信中对他的母亲说道,“那里的一切都是刺激而夸张的。一切尚未处于明确的位置。[……]在西部,没有人能够让自己成名或是有时间建立自己的信誉。因此,在没有最后的屏障的基础上,民主主义显露出了它的所有特点——它的变化无常、它那令人羡慕的激情、它的不稳定性和它那不安分的特性。”[186]
开拓者必然忙于寻找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他远离世界的其他部分,独自生活在小木屋中,他唯一担心的是整个家族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产量。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获得生存的必需品,为了保护他的小世界。他对出现在他的家门口的陌生人表现出来的慷慨无非是一种算计;这种行为并非发自内心,它是有原因的,它是一种投资。[187]沉迷于物质生活、个人主义和利益是很容易理解和定义的,其显然具有偶然性和暂时性,但是生活在边境,它们可能会成为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永久现象。
因此,如果北美不需要发动革命,那是因为适应过程和哲学、社会状态、政治条件之间的斗争不再存在。理想与现实相吻合,其原因被暂时掩盖。为了自由和快乐,这对于美国人来说就已经足够了。[188]不需要斗争或者冲突,不需要复杂的思维渗透,必然减缓想法与生活习性和法律的变化;在那里,没有什么地方是废墟,没有什么地方是过去,没有什么地方有过去的印记。“这个联邦……利用欧洲各个传统民族的经验,避免像它们那样受到束缚,从而充分利用过去,将过去的经验运用到现在;它没有像它们那样被迫接受父辈流传下来的巨大遗产、荣耀与痛苦的混合物、国家友谊和国家仇恨。”[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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