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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艰难之开端（第1页）

1.从整顿入手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9日），道光皇帝第四子、时年十九岁的爱新觉罗奕正式即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大清帝国的第七代君王咸丰皇帝，就这样在老皇帝的丧礼之后，和平过渡，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最前沿。

像他的父亲道光皇帝一样，咸丰皇帝在即位之初也想做个有道明君，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颁诏求言集思广益。当时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纷纷上书直谏流弊。

咸丰皇帝十分明白，老爸在位时，对于采纳谏言做得并不到位，甚至达到过十余年间没有一个人敢于上书直谏的程度。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道光皇帝不能任人唯贤，只信任穆彰阿等几个有限的大臣。咸丰皇帝正是针对这种弊端，开始着手进行解决，当时很多朝臣看到新皇帝能够广开言路，认为终于找到了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于是纷纷在咸丰皇帝面前表现自己，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曾国藩。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咸丰皇帝下达求言令后，曾国藩积极响应，集中论证“今日急务，首在用人”的道理，呼吁咸丰皇帝要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曾国藩在奏疏中指出：

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曾国藩认为中央的官员们普遍存在畏首畏尾和陷入琐碎事情两个弊端，而地方官员则存在敷衍和自满的弊端，两种官员的通病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此曾国藩提出了“转移之道”，改变官场的通病，让官员们成为有用之才。

曾国藩倡导在官员中间营造学习与研究的氛围，建议咸丰皇帝要像当年的康熙皇帝一样，勤于学问，促使儒臣们逐日进讲，寒暑不辍，并召见廷臣，辄与往复讨论。曾国藩还认为，皇帝应该成为朝臣学习的榜样，要时时督促各级官吏重视学习，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总的来说，就是要通过学习，提高官员素质，打造一个学习化政府。而且曾国藩预言，如果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不出十年大清帝国的人才必大有起色。这就是曾国藩提出的“转移之道”。

有了“转移之道”这个总则，曾国藩还提出了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法，他认为各级官吏要遵循保举、超擢的方法，对自己的下级官吏要经常表扬或者批评，对于政府官员中不称职者要及时审查清理，而对于有才能者，可以通过“部院各保司员”的办法选拔，皇帝也可以破格提拔人才，越级重用具有才能的官员。

曾国藩曾有过这样一番比喻：

盖偿论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犹去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

曾国藩的这个比喻，暗指当时的政府官员存在纪律松散，人浮于事，互不负责的严重问题。为此他建议各衙门的堂官，必须日日坐班办公，随时了解下属的情况，甚至要了解到下属情绪的变化。皇帝也按照以此类推之法了解朝廷官员的情况，做到各个部门有什么样的人才能心中有数，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可以破格提拔谁。

对于如何考察官员，曾国藩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了解官员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奏折的形式。曾国藩是针对道光年间无人敢上书言事的情况而特别提出这个观点的。他当然无法明面指责先帝的过失，只有列举自大清立国以来，先辈皇帝们是如何采纳那些诤臣的建议的例子，这些诤臣因为先辈皇帝知人善任而最终成为名臣，进而希望咸丰皇帝也能够效仿他们广开言路。

曾国藩当时的官职是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属于不高不低的级别，按照曾国藩当时的年龄，还有晋升的可能，因此他极力呼吁咸丰皇帝重视人才。可以看出来，除了确实想革新朝廷风气，曾国藩也有作为汉族官员迫切想受到重用的心理。毕竟从大清立国以来，受重用、身在重要岗位的几乎都是满族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就是因为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提出了官员的“转移之道”，由此开始受到重用，甚至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不仅受到了重用，还成了大清帝国的“中兴名臣”。

当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上书提出的“转移之道”十分欣赏，立即下诏，百日之后即举行日讲，要求身边的儒臣们从《朱子全书》和《贞观政要》中找出治国理政的经验，并力图寻求理学大师朱熹的深奥哲理，将唐太宗李世民视为自己的楷模。

咸丰皇帝即位初年，积极实践了曾国藩的“转移之道”中提出的皇帝的榜样作用，除了效仿古代明君的治国之道外，咸丰皇帝还一直身体力行地下诏求言。例如咸丰二年（1852），太仆寺少卿徐继畬提出了“宜防三渐”之说：一防土木之渐，二防宴安之渐，三防壅蔽之渐。咸丰皇帝将徐继畬的奏疏下发给所有大臣，让他们进行阅读。对于某些意见，咸丰皇帝是持积极采纳的态度的。

当然，矛盾的是，为了捍卫封建皇权，咸丰皇帝对那些猛烈抨击朝廷和自己的大臣也毫不手软。他即位之初，上书褒贬时弊的不在少数，据说他的龙书案上堆满了奏折，然而很多都被他用“毋庸议”三字作为回复，或者直接被束之高阁。有时，一个奏折会让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大动肝火，甚至将上奏折的人治罪，让那些口无遮拦的大臣认识到随意批评皇帝是危险的。

纵观咸丰皇帝在位的十多年时间里，即位之初倒是还能下诏求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大清国局势的不断恶化，这位血气方刚的皇帝也禁不住开始失去耐心，甚至烦琐的政务让他变得越来越慵懒，进而逐渐将兴趣从书房转向闺房。

这些年父亲道光皇帝的执政效果以及大臣们的表现，咸丰皇帝心里有数，当时很多人都对道光皇帝不能广泛使用人才，而只是信任身边有限的几个大臣颇有微词。但咸丰皇帝还是能够理解父皇的做法，毕竟朝廷内不是所有人都有一颗赤诚的忠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始终和皇帝保持一致。任何一个君王都有自己的智囊团，现在咸丰皇帝已经上位，照样不能例外。

纵观当时咸丰皇帝的智囊团，祁寯藻是第一个被任命的大学士。作为一个历事四朝皇帝的老臣，祁寯藻真个是一位骨鲠之臣。当然，咸丰皇帝如此器重他，也是因为道光皇帝在位时，祁寯藻受到求和派大臣穆彰阿、耆英等人的排挤。

《清史稿》对于祁寯藻受到咸丰皇帝的重用，有过一段记载：

寯藻自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至是文宗锐意图治，罢穆彰阿，寯藻遂领枢务，开言路，起用旧臣，寯藻左右之。

关于穆彰阿、耆英等人被罢免，我们后边会详细说到。不能否认的是，穆彰阿被罢免和祁寯藻受重用，的确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绝好印证。当然，祁寯藻受到重用后，也确实向咸丰皇帝推荐了不少人才，做到了“保举循吏及伏处潜修之士，以备任用”。

满族大臣方面，咸丰皇帝当时主要信任的是镶红旗的文庆。作为道光二年（1822）的进士，文庆历任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而后升至侍郎、尚书、军机大臣，再后来因为上书道光皇帝针砭时弊而被革职。文庆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被重新启用，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向咸丰皇帝建议重用汉臣。

在文庆提出这个建议之前，汉族人虽然也有高官，但和满族人比起来，始终得不到皇帝的重用。文庆认为之所以要重用汉臣，是因为很多汉族人都是从劳动人民的底层中来的，他们知道民间疾苦，熟悉人情真伪，“不像我们这些很少下基层的满族人，懵懵懂懂之间是不可能有安邦大计的”。

作为旧满洲贵族的代表，文庆能够提出重用汉臣的主张，说明他的确是个具有眼光的政治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大清帝国重用汉臣其实是一项战略措施，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大臣当时之所以能够逐渐受到重用，除了自身的才能之外，跟文庆的建议是分不开的。

咸丰六年（1856）文庆去世，咸丰皇帝评价他：

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治达理……纶扉襄赞，夙夜宣劳，深资倚畀。

文庆去世后，满族大臣中最受咸丰皇帝信任的就是肃顺。和文庆的出身不同，肃顺是根正苗红的皇亲国戚—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属于清朝皇室的远房宗支。道光十六年（1836）授三等辅国将军，后来虽然任前引大臣等职，但都是些无足轻重的闲散职位。直到咸丰皇帝即位后，肃顺才开始步步高升，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乃至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最终成为咸丰皇帝最重要的智囊。

抛开后来他与慈禧的那场政治斗争不谈，肃顺是一个极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自身虽有些缺点被人诟病，但在当时的满族大臣中堪称佼佼者。肃顺也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不仅礼贤下士，而且又有识人之明。当时肃顺门下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才华的汉族学士，例如郭嵩焘、龙湛霖、王闿运、邓辅纶、尹耕云、高心夔、李篁仙等人，时称“肃门七子”。

肃顺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与其他满族大臣不同的是，肃顺对同族的大臣经常随意呵斥，而对汉族大臣却颇为恭谦，是一位十分了解汉文化的满族官员。而且他也看到了大清帝国立国二百多年来，满族人已经失去了进取之心，未来想要重振大清帝国的雄风，要依靠汉族人才行。应该说能有这种看法，说明他个人具有十足的战略眼光，对于当时大清帝国的颓废现状有清醒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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