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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谜一样的雍正和年羹尧之死（第1页）

大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戌时，大约晚八点前后，康熙皇帝玄烨病死在畅春园。当日，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位。从十四日到十九日，北京九门关闭六天，十六日先皇帝遗诏颁布天下，二十日举行即位大典，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改明年为雍正元年。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于公元1735年即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大约半夜十二点左右，猝死于圆明园，死因不明。

雍正在位时间不长，却是整个大清王朝，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一位皇帝——

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是实行了最多制度革新与善政的皇帝，他所实行的一些制度创新，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直到今天还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同时，在清朝的皇帝中，雍正皇帝也是在当时和后世挨骂最多的皇帝，是留下最多历史疑案的皇帝。在他执政的短短十三年间，他所做的几乎每一件涉及个人的事情——从他继位，到他死去，差不多都成了历史谜团。

围绕着雍正继位，在学术界和民间有无数争论和见解，作好作歹，说什么的都有。在有更新资料出现之前，恐怕永远都没有人能够权威到让所有人都接受的程度。我们无法知道雍正皇帝本人到底有多少委屈，以至于他要写出一本《大义觉迷录》来，全方位地为自己、为自己所代表的一切辩护。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这样做，尚属绝无仅有，遂成为雍正年间最为奇异的景观。

事情是从曾静投书岳钟琪引起的。

岳钟琪是继年羹尧之后最为显赫的汉族高级将领，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出生在成都的一个武将世家，比雍正皇帝小九岁。他曾经指挥部队，在平定西藏叛乱、讨伐青海罗卜藏丹津等一系列战争中大获全胜，因此，雍正六年，四十二岁时受封三等公，官居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太子太保，并授宁远大将军印，统领节制西北诸路大军。这是一连串极为崇高的头衔，除了年羹尧之外，还没有哪一个汉族人能够得到皇帝的如此宠信。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乃我国官场的常态，于是，围绕着岳钟琪便出现了许多传言。对他最不利的一个说法具有巨大杀伤力——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五百年前，岳飞对抗大金，壮志未酬；如今，大清朝正是大金的嫡系后代，岳钟琪要继承先祖岳飞“还我河山”、“痛饮黄龙府”的遗志，将大清朝赶回到东北的冰天雪地、深山老林里去。这些传言令岳大将军心惊胆战、寝食难安。当时，就有许多汉族重臣上疏皇帝，认为岳钟琪“不可深信”。据皇帝说，类似的书信装满了一箩筐。

偏偏不久前，雍正五年六月，有一个疯子，在成都的繁华街市狂歌而行，大叫说：岳公爷将带川陕大军造反，成都四门已经掌握在秘密组织手中，将同时发难，见人就杀等等。一时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岳钟琪劝雍正皇帝修德，惹恼了皇帝，皇帝要召他进京，削夺他的兵权，就像当年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临安，最后冤死在风波亭一样。而岳钟琪汲取了祖先的教训，忠义爱民，坚不奉诏云云，传得绘声绘色，仿佛亲眼所见一般。

这些传说，使岳钟琪心惊肉跳、苦不堪言，谁知，却打动了一位湖南秀才的心。这位秀才，就是曾静。

曾静是湖南永兴县蒲潭村的一个教书先生。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派遣他的学生张熙前往西安，投书岳钟琪，准备和他一起共图大业——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汉家衣冠江山。永兴县蒲潭村，地处湖南省东南部的万山丛中，道路崎岖难行，是个人迹罕至极为偏僻的穷乡僻壤。雍正皇帝的种种劣迹传闻、岳钟琪大将军与皇帝之间关系紧张的说辞，能够穿透皇家凌迟灭族的天罗地网，跨越千山万水达于此地，并激起一位山村老学究的万丈雄心，可见我国到处藏龙卧虎，且自古以来信息传播技术便极为先进，效力惊人。看来，要想制止这种信息传播，仅仅依靠凌迟处死、抄家灭族还远远不够，需要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和掌握更高超的技术手段才行。

岳钟琪看到那封投书，可能会吓出一身冷汗。其中，谈到雍正有十大罪恶：一谋父，认为雍正为夺帝位毒死了康熙；二逼母，认为雍正逼自己的亲生母亲自杀，原因是他的妈妈更喜欢雍正的同胞十四弟胤祯；三弑兄，前太子殿下胤礽死于雍正二年，是被害无疑；四屠弟，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是雍正指使人杀死的；五贪财，说雍正贩卖粮食发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说雍正把前太子殿下的妃嫔收为己有；九怀疑诛忠，指的是雍正杀死年羹尧、隆科多；十好谀任佞——喜欢重用溜须拍马之人。在曾静的笔下，雍正无疑是集古今昏暴劣行之大成的超级暴君和坏蛋，因此，导致“天震地怒，鬼哭神号”，大清朝马上就要垮台。

曾静谴责岳钟琪背弃先祖之志，效忠大清，名声大损。臣子选择君主，就好像女子选择丈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忠告大将军：现在，唯有顺应天下大势，推翻大清，才能保住千秋名节。

岳钟琪一面火速报告皇帝，一面开始审讯投书人张熙。为了把自己择干净，他特地请一位满族高级官员在审讯室边上的暗室里旁听。

不料，那张熙坚贞不屈，不管岳钟琪怎样威胁利诱恐吓打骂，就是不肯透露自己和老师的真实身份与来历，经过三次审讯，甚至被毒刑拷打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吐露一丝口风。最后，岳钟琪告诉他：前任的大将军就是被人引诱着犯了罪，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所以不能不防。如今，看他这样视死如归，自己这才放下心来，可以相信他了。

据说，岳钟琪流着泪告诉张熙，他老师的信说出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心里话，自己决定甘冒风险，和他们师生共举大事。然后，在张熙的坚持下，岳钟琪对天盟誓，发誓永不背叛他们师徒，永不向任何人泄露他们之间的机密。就这样，张熙把自己和老师的情形一股脑儿地告诉了岳钟琪。

就此，曾静投书一案宣告侦破，地方官员们在皇帝的严密布置下，很快将最要紧的几个案犯一网打尽。随着被牵连进来人数的增多，侦察范围也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最后，查来查去，竟然发现，那些关于皇家龌龊事儿的信息来源，居然来自北京，来自被皇帝陆续修理过的亲兄弟们。

官员们报告皇帝说：曾经有一批从北京流放到广西的罪犯，全部是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人的亲近人士与太监，他们在皇帝的两位弟弟获罪幽禁后，便被判罪发配边疆充军。这帮家伙成了皇帝丑闻的宣讲团，在长达几千华里的流放路上，走一路宣讲一路。据说，一旦走到人烟稠密的城镇村庄，他们就大声呼喊：“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受了冤屈，要告诉你们大家，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只能判我们的罪，岂能封住我们的嘴？”（《大义觉迷录》卷三）于是，皇帝如何改诏篡位，如何毒死父亲、逼死母亲的特大新闻便迅速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

雍正皇帝描述自己的心情说：“看着逆书，惊讶落泪，做梦也没有想到天下人是这样在谈论自己！”（《文献丛编》第一辑《张倬投书岳钟琪案》，第4页）他采用了一个极少见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儿：他一条一条地批驳曾静给他列举的十大罪恶，然后将关于这个案子的所有上谕——皇帝书写的批驳文章、曾静的口供和曾静被皇帝改造好后写的忏悔录《归仁说》等等，全部编辑到一起，取名为《大义觉迷录》，刊印成书，颁发给全国各地的学校，要求所有读书人都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若有哪个读书人没有读过这本书，就要将该省、府、州、县的教育长官从重治罪。（《大义觉迷录》卷一）

随后，雍正皇帝下令将曾静、张熙师生二人免罪释放。此时，在雍正的教育下，曾静已经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决心用实际行动来挽回给皇帝名声造成的损害。他在《归仁说》里谈道，汉族人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过许多圣贤，如今已经丧失了孕育圣人的能力，因此，圣人只能产生在异地，大清朝历代皇帝的作为表明了圣人异地而生的道理。雍正皇帝就像尧舜再生，实在是个好皇帝，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一举兼顾传子与传贤两个伟大传统。再加上皇帝勤政爱民，是当今圣贤无疑。（《大义觉迷录》附录《归仁说》）

于是，皇帝决定让这位曾静到南京、苏州、杭州去宣讲《大义觉迷录》，让他的学生张熙到陕西去宣讲，然后，各自回老家的衙门报到，随时听候指示。

皇帝采取的另外一项措施，则是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宣讲团，其成员全部在新考中的进士中选拔，派遣他们深入到西北地区去宣讲；同时，皇帝下令全国各地官员，必须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两天，向自己的属下人民宣讲《大义觉迷录》。据官员们向皇帝报告说，这种宣讲，擦亮了人们的双眼，极大提高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许多听过宣讲的人都表示，今后自己决不会再轻易上当了。臣子们决定再接再厉，加大宣讲力度。（《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二十八，第249页）

还有的臣子自己本身就被皇帝的高风亮节感动了，如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谈到自己的心得体会时，就很激动地表示：“捧读圣谕，在为皇上感动的同时，自己还感到很惭愧，不是为了一个曾静，而是为了天下千百万人民。如果不是有大智慧、大光明，无我无人、惟中惟正，有几个人能做到皇帝这样？”（《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七年四月十五日折）臣子们的这些报告，可能使雍正皇帝十分欣慰。雍正死后，鄂尔泰全力帮助乾隆皇帝销毁《大义觉迷录》一书，则是另外一回事儿。时代不同了，当然要有不同的表现，这本来就是帝国官员必备的基本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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