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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残酷的证言（第1页）

据美国人估计，苏联在阿富汗的军费开支每年高达20亿美元。此外，苏联每年还要拿出1500万美元支持卡尔迈勒政府。到1986年，苏联仅在上述两项上的支出就已达到200亿美元。按照苏联人自己的说法，1988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向戈尔巴乔夫报告，阿富汗战争每昼夜的平均消耗是：1984年430万卢布，1985年720万卢布，1986年1000万卢布，1987年1470万卢布。有统计数据称，苏联在阿富汗投入的军费占苏联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2％。

苏军的装备消耗更是惊人。因为阿富汗没有铁路，苏联的军事运输主要靠公路，每天的运输工作都要动用大批车辆。对于几千公里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线，苏军还要大范围加强防御，设置火力封锁区。战争中，苏军一直以立体机械化进攻为主要进攻方式，后勤消耗巨大，平均每个苏军士兵每昼夜消耗军需品90公斤。阿富汗成了苏联一个填不满的深坑，给苏联的国内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自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的经济就开始滑坡，没有一位苏联领导人能够解决致命的经济问题。

此时，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有5016支，18万人，其中骨干武装部队约8万人。游击队控制着阿富汗国土总面积的80％、国内总人口的70％、全国县镇总数的90％，经过长年的交战，苏军几乎一点也没有改变这种局面。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认为，苏联在阿富汗要“能粉碎叛乱”，“也许要用上50万兵力”。

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了几乎全世界的谴责，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是全世界在阿富汗问题上向苏联施压的最真实体现。莫斯科赢得了奥运会主办权后，曾拟定了庞大的计划，不惜耗费3.7亿美元的巨资，建起了奥运会比赛所用的设施和能接待几十万游客的宾馆。结果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首先宣布抵制1980年奥运会，美国的盟国随后响应，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为支持阿富汗人民的斗争，也纷纷加入抵制的行列。原定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要参加的奥运会，结果只来了81个；原准备参加奥运会的1.2万名运动员，实际参加的不到一半；早先登记在比赛期间将到莫斯科旅游的有30万名旅客，最后去的不足四分之一。

每届联合国大会都将阿富汗问题列入议程，作为联大的主要议题之一。1981年第36届联大，以116票赞成、23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谴责苏联入侵、敦促苏联撤军的提案；1982年第37届联大，以114票赞成、21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同一提案；1983年第38届联大，同样提案以116票赞成、20票反对、17票弃权的多数通过；到1984年的第39届联大，大会以119票赞成、20票反对、14票弃权再次通过上述提案；1987年第42届联大，123个成员国一致要求苏联立即将其军队撤出阿富汗。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外交上的谴责并不是太大的问题，最令他担忧的是苏联军队的现状。从阿富汗汇报上来的情况明确告诉他——这支军队已经厌战了，而且厌战情绪正在向苏联国内蔓延，人民早已厌倦了这场没有尽头又毫无取胜希望的肮脏战争。

1983年5月18日，莫斯科国际广播电台，关心苏联问题的外国人正在收听弗拉基米尔·丹切夫的英语广播。突然他们发现，这位35岁的苏联男播音员在提及阿富汗问题时，清晰无误地将驻阿富汗苏军称作“苏联入侵者”。在5月23日的同一节目中，人们再次听到丹切夫的这种称呼。

丹切夫此举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不少人认为苏联可能在对阿富汗政策上发生了巨大转变。但在5月25日，莫斯科国际广播电台和《真理报》先后声明“苏联入侵者”的说法纯属丹切夫个人的错误称呼，苏联仍然坚持对阿富汗的一贯政策。一天之后，另一个播音员代替丹切夫出现在广播节目中。

驻阿富汗苏军的军人家属们接到了愈来愈多的阵亡通知书，苏联各大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残废退伍军人，但是苏联国内媒体上却很少能见到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报道。那些从阿富汗归来的残废军人普遍受到了冷酷的待遇，很多人被孤立在整个社会外，一些失去下肢的残废军人想要一把轮椅都得不到满足。阿富汗战场复员残废军人问题，一度成为苏联国内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

阿富汗战场上的苏联军人承受着外界无法想象的压力。许多苏联军人给国内媒体写绝不可能被刊载出来的信件，缓解自己的压力。苏联《真理报》接到过这样一封信：“坦率地讲，并不是所有女人都需要残废，残疾人不可能成为业务熟练的专家，也很难成为先进工作者，而这就意味着国家不会向你提供住宅。其结果是，除了自己和因儿子的痛苦而受折磨的老母亲外，谁也不需要你。”

驻阿富汗苏军的士气日益低落。关于出兵阿富汗，苏联政府向苏军官兵的解释是：“你们是去保卫阿富汗人民，因为阿富汗人民正在与来自中国、埃及和美国的侵略者进行斗争。”或者是：“这就像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挽救苏联的软肋，我们必须要帮助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去建立他们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可是，等到了阿富汗后他们才发现，除了自己之外，看不到任何“外国侵略者”。苏军士兵必须瞄准射击的只是手持简陋武器保卫家园的抵抗者，甚至是手无寸铁的阿富汗平民。严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他们原本就脆弱的“国际主义”理念，苏军士兵们动摇了。

在战后的采访中，一名苏军士兵承认：“广泛流行的腐败以及走私武器装备以交换毒品和商品都是允许的。抢劫阿富汗居民，杀死非战斗人员，惩罚性地进攻村庄以及拷打战俘都是经常存在的，并且得到军官的鼓励。”

另一名士兵回忆说：“我们为我们在阿富汗的残忍行为感到震惊。我们处决无辜的农民。如果他们杀死或伤害我们一个人，我们就杀死妇女、儿童和老人作为报复。我们杀死一切东西，包括动物。”

驻阿富汗苏军士兵都在企盼两年的义务服役期快些结束，争取活着回国。但是，即使他们不参加战斗，在军队里的处境仍然难以忍受。阿富汗游击队频繁袭击苏军的运输线，后勤补给不足令苏军的食物匮乏，有时吃不到罐头，只能靠稀粥度日。在阿富汗游击队对苏军攻击加强的时候，苏军士兵更是陷入饥饿，一些士兵甚至去平民区抢劫，或者用武器向阿富汗人换取食物。

驻阿富汗苏军的卫生状况之恶劣是外界所不能想象的。阿富汗到处是无路可通的山区，遍地光秃秃的岩石，冬天温度降到零下27度，几个小时内可以有40度的温差。那里条件很差，苏军士兵们常常无法洗澡，且缺少换洗的衣物。阿富汗的水源含菌量较高，但由于后勤补给的原因，尽管受到了警告，苏军士兵仍经常喝未处理过的水，而这些水中含有斑疹、伤寒和阿米巴莉疾等病菌；大批士兵患上传染性疾病，包括传染性肝炎、伤寒热、疟疾、霍乱、白喉、脑膜炎等。

糟糕的后勤状况让战场上缺乏热饭、洁净水、日用药品和取暖物品，严寒条件下苏军士兵对疾病的抵抗力极差。在阿富汗境内死亡的苏军士兵中，因疾病和自杀而死者占苏军死亡总人数的极高比例。据统计，有一些驻阿富汗苏军战斗部队几乎常年被疾病所困扰，因疾病造成的力量削弱一直持续在三分之一以上。

特别要指出的是，苏联方面将大批苏军伤病员送到东德去医治，而不是直接送回苏联国内。在东德治病期间，苏军伤病员要接受严格的“思想教育”，因为苏联政府怕他们回国后讲出阿富汗的真实情况。最打击士气的是，为了不引起外界注意，苏军竟然停止用军队葬礼为死亡士兵下葬。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渐趋宽容，不同的声音和事实的真相终于第一次展现在苏联国民面前。阿富汗战场上的情景实在太过恐怖，许多东西是苏联国内所无法接受的。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版了自己的报告文学作品《锌皮娃娃兵》。她大量收集前驻阿富汗苏军官兵及家属的证词，将阿富汗战争的残酷与真实暴露在苏联人面前。结果许多读者甚至从感情上都不能容忍她公开的真相。2015年，斯韦特兰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锌皮娃娃兵》一书再度被世人想起。“锌皮”指的是苏军条令中规定军人下葬时使用的锌皮棺材，而这些战死在阿富汗的苏军官兵有很多还只是孩子。

有从阿富汗归来的苏军士兵如此讲述：

无论我怎么聚精会神，我都只能听见声音，没有面孔的声音。声音时隐时现，好像我还来得及想道：“我要死了。”这时，我睁开了眼睛……

爆炸后第十六天，在塔什干，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我已经接受过喀布尔军医院的治疗，在那里，我被切开了颅骨：脑袋像是一锅粥，被清除了碎骨渣。我的左手被螺钉接起来，但没有骨节。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我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十五天就满两年，进行了十八次手术，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讲习班的大学生们根据我的状况写过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不能刮脸，同学们替我刮。第一次刮脸时，他们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我身上，可我还在喊：“再来一瓶！”我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们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香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我几乎发了疯！春天来了，满树鲜花，这些我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我的头里被取出了1.5毫升的脑浆，显然把某种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五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够闻出味来的，显然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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