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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1页）

真不敢相信，我在这短短数十载中竟然写下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可另一方面，我也时常好奇其他作家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的。

对我而言，写作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无须做任何计划或安排，完全是靠本能的驱使。收录在这部短篇集中的所有故事，其灵感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爆发出来的，我必须立即坐在打字机跟前趁着热乎劲儿把它们一股脑儿地转化成文字。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报丧女妖》。当时我在爱尔兰为约翰·休斯顿导演的电影《白鲸记》撰写剧本，我们经常在深夜围坐在壁炉前，品尝爱尔兰威士忌。我其实并不很爱喝酒，但他对那酒很喜欢，所以我也跟着喝点儿。有时休斯顿会在把酒言欢时突然停下来，闭上双眼，听寒风在屋外呼啸。然后他会一下子睁开眼睛，用手指着我大喊，说爱尔兰的天空上盘旋着好多报丧女妖，也许我应该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并招呼她们进来。

他总是这样吓唬我，那一幕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等我回到美国家中时，最终根据他那怪异行为留给我的灵感写下了这篇小说。

写《汤因比暖房器》则是由于当时我们经常在报纸标题或电视报道中感受到绝望的轰炸，全社会都弥漫着末日将至的气氛。这种情绪不断发酵，可人们却没回过头去想一想它究竟从何而来，又究竟对我们造成了哪些改变。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再也抑制不住这种感觉，决定要做些什么，于是我创造了一个角色来说出我心中的想法。

《劳莱与哈代爱情故事》则源于我对这对完美喜剧组合一生不变的热爱。

很多年前抵达爱尔兰时，我打开一份《爱尔兰时报》，发现里面有这样一则小小的广告：

今日仅此一次！为爱尔兰的孤儿们义演劳莱与哈代亲自献艺！

我一路狂奔到剧院，幸运地买到了最后一张票，还是前排正当中！大幕卷起，那两位可爱的人儿在台上表演着他们最伟大剧目中最经典的场景。我坐在台下，被惊异和快乐深深地冲击，泪水滑过脸颊。

回到家后，那些情景仍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起有一回一个朋友带我去了一段阶梯旁，就是劳莱和哈代扛着钢琴爬上去的那段，结果他们却是被钢琴赶了下来。于是我让故事继续。

《暗夜独行客》是《华氏451》的先兆。我在五十五年前曾经和一位朋友共进晚餐，饭后我们决定沿着洛杉矶的威尔夏大道走一走。可是没过几分钟，我们就被一辆警车拦了下来。警官问我们在做什么。我回答他：“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我显然回答错了。警官怀疑地看着我，因为当时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整个洛杉矶都没人会在这条道上散步。

我回到家，为此事恼火不已，想不通为什么连散步这么简单而自然的行为都会被制止。于是，我写下了一篇发生在未来的故事，某位行人因为散步而遭到拘捕，并被处决。

几个月后，我又让那位独行客在晚上散步，并安排他在拐角处遇见了一位名叫克拉丽斯·麦克莱伦的女孩。九天后，中篇小说《消防员》诞生了，它后来被扩展成了《华氏451》。

《垃圾工》的灵感来源于1952年初洛杉矶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当时市长宣布，如果有原子弹击中洛杉矶，那么死难者的尸体将由垃圾清扫工负责处理。他的这番言辞令我怒不可遏，于是我坐下，抒发出胸中怒火，写成了这个故事。

《军令如山》也源自现实。许多年前，我有时会在下午跟朋友一起到国宾酒店的泳池里游泳。那位泳池看管者严厉得几乎不近人情，总会让他年幼的儿子站在泳池边，向他灌输关于人生各式各样的死板规矩。我一天天看着那无止无休的说教，忍不住幻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他那乖巧的儿子会突然奋起反抗。我坐在桌前，脑海里酝酿着这似乎注定要出现的一幕，写下了这个故事。

《拉斐特，永别了》基于一个真实而悲惨的故事，那是我家隔壁的一位老电影摄影师讲给我听的。他偶尔会到我家来做客，喝上一杯红酒。他告诉我，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是拉斐特飞行队的成员。回想起自己曾经击落德国双翼飞机时他不禁潸然泪下，那些年轻帅气的士兵死前的面容多年以后仍然在他心头徘徊不去。我无力帮他做任何事，唯有用手里的笔让他获得些许慰藉。

《夏天奔跑的声音》的诞生也实属偶然。我当时正坐在大巴上穿过西木村，一个小男孩突然跳上车，把钱塞进投币箱里，从车厢前头跑到我对面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我无比羡慕地看着他，心想，天哪，要是我有他这身活力就能每天都写一个短篇故事，每晚写三首诗，每月完工一部小说。我低头看向他的脚，发现那活力是有原因的，他穿了一双显眼的新网球鞋。我突然记起在自己成长中的那些特殊的日子。每年刚一入夏，父亲就会带我到鞋店，给我买一双崭新的网球鞋，让我焕发出全世界的能量。我当时在车里就恨不得能马上到家，坐下来写个关于小男孩盼望一双新网球鞋，好在夏日里纵情奔跑的故事。

写《上周一的大碰撞》是因为我当时在都柏林随手买了一份《爱尔兰时报》。报上登着一条可怕的新闻——1953年全年，爱尔兰总共有375名骑车人在事故中丧生。我想，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我们在美国很少会读到这样的新闻，通常是人们在汽车类交通事故中遇难。接着读下去，我发现了原因所在。在爱尔兰境内有一万多辆自行车，人们总是会以每小时四十至五十英里的速度骑行，然后迎面相撞，所以当头部受到撞击时，必然会遭受严重的颅骨损伤。我想世界上没人知道这一点！也许我应该写个故事出来。于是就那样做了。

《夏伊洛之战的鼓手》的灵感来源于《洛杉矶时报》上刊登的某个小演员的讣告，那个演员名叫奥林·豪兰，我看过他出演的很多部电影。讣告中提及他的父亲是夏伊洛之战的鼓手。那些言辞伤感而充满魔力，引我回想起往日岁月，使我立即决定用打字机把心中的感悟写下来，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写出了这篇故事。

《亲爱的阿道夫》的缘起则更加简单。我在某天下午路过环球影城，遇见一位身穿纳粹制服，脸上还黏着希特勒胡须的群众演员。我不由得设想当他在影城附近或大街上走来走去时会发生什么事，人们看到跟希特勒相貌如此相仿的人会作何反应。当晚那篇故事写成了。

从来都不是我支配我的故事，而是那些故事支配着我的双手。每当新的灵感出现时，它们都会命令我赋予它们声音、形态与生命力。正如我在这些年中对其他作家建议的那样：大胆从悬崖上跳下去，在下落的过程中再想法给自己插上翅膀。

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岁月里，我跳过无数次悬崖，在打字机前苦思冥想如何给故事加上结尾，好让结局不至于太过突兀。而在刚刚过去的那几年里，我回顾了自己少年时站在街角卖报纸，每天写作的日子，意识到自己当年竟然那么努力。我为什么会那么做呢，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从悬崖上跳下去？

答案还是那句陈词滥调：出于热爱。

当时的自己不顾一切往前冲，全心全意地热爱那些书籍、作者和图书馆，专注于练就自己，而根本没留意到我只是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天赋欠缺的少年。也许，在脑海中的某个角落里，我是知道的。可我仍然坚持不懈地去写，去创造，那动力就像血液在我体内奔涌，至今未怠。

我总是幻想着有一天，当我走进图书馆，在书架上翻找图书时，能看到印着自己名字的书跟莱曼·弗兰克·鲍姆或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作品摆放在一起，上层书架上还有其他名家的著作，比如说埃德加·爱伦·坡、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还有儒勒·凡尔纳。我深深地热爱着他们以及他们笔下的世界，而其他作家，像是萨默塞特·毛姆和约翰·斯坦贝克，则使我热情满满，在这些贵客的陪伴下，我早已忘记自己是《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驼背的钟楼怪人。

然而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流逝，我褪去青涩，终于成了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成了散文家、诗人和剧作家。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褪去旧的自我，是热爱在一路上召唤我前行。

在这本短篇集中，你将读到在我漫长写作生涯里颇具代表性的故事。我深深感念往昔岁月以及激励我不断前进的那份热爱。当我看着这本书的目录时，眼里充满泪水，这些亲爱的朋友啊——这些活在我想象中的恶魔与天使。

他们都在书里了。这是一本精彩的合集，希望你们也能喜欢它。

雷·布拉德伯里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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