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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的战线。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来到朝鲜，打算让他们干些什么，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如果说我们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人们似乎忘记了军队的首要目标——随时准备有效地作战。由于削减军费，我们的武装部队落到了无法有效作战的地步。可是，我们却让他们用陈旧过时的武器去对材敌人现代化的装甲部，让他们穿着在美国只适合秋季作战的服装到近似北极气候条件的天地里去作战。

我多次发觉部队缺乏领导的现象很严重，并为此而大声疾呼过。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在同敌人（我们的部队不久便在火力上压倒了敌人，并在空域和周围海域占了上风）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士兵们的过错，而应归咎于政府当局的最高决策人物。我在指出这些问题时恐怕有许多话讲得不很客气。

我实际上是想告诉野战指挥官们，他们的步兵老祖宗倘若真能看到这支军队目前的状况是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的。这支军队是这样地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的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意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以步行，不愿意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谈到通信联络，我要指挥官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恢复祖辈的一些老办法——在无法进行无线电通信和有线通信时，就利用传令兵来送信；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烟幕信号这种联络手段。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无法横贯整个半岛建立一条稳固的战线。可是，我却不明白，这些部队为什么相互间不进行支援，如师与师之间，军与军之间。

我们装备的榴弹炮射程达数英里之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各部队都可以向友邻部队提供相当大的支援，尤其是翼侧部队之间完全可以连成一气，以便在必要情况下相互提供一定的炮火支援。

不错，敌人通常在夜间轻装行军，而且比我们熟悉地形情况。他们习惯于这里的气候条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他们利用在这里所能获得的一切运输手段如中车、骡马甚至骆驼等运送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

这些运输手段不少是中国人从国内带来的。他们也利用当地劳工肩扛背驮地运送武器和补给品，甚至有时部队自己也背负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变得对公路这样地依赖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愿意放弃舒适的条件，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我提醒野战指挥官，我们可以进山搜寻敌人并将其箝制在阵地上。我一再向他们提起陆军的这样一句古老的口号：“找到他们！咬住他们！打击他们！消灭他们！”

在我放弃了立即转入进攻的打算之后，当务之急便成了做好准备，以对付中国几乎肯定要在元旦发起的攻势。

我们原以为这次攻势会在圣诞节发起，结果至今尚未开始。

中国军队在人数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们的装甲部队现在比他们强多了，而且不用说，我们还握有制空权。我们防兵力不足，无法阻止敌人的夜间进攻。但是，我们采取如下办法曾获得一次很好的机会，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这个办法是，在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到昼间，则以步坦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因此，我极力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占领一系列有利的高地，而且，为诱使敌人在夜间实施突破还要适当配置部队。

这样，我们便能依靠优势的炮火支援和空中火力支援在昼间将敌人消灭。

我很清楚，我们将被迫放弃一些阵地。但是，我希望部队能在周密地勘察并精心构筑后方阵地之后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实施后撤。在这个问题上，李总统派给我的当地劳工大队帮了大忙，他们构筑了供我们后撤时占领的阵地。

我还知道，为了使部队恢复斗志，必须让部队明白指挥人员对他们的安全是关心的，不会用他们的生命做无谓的冒险，也不会丢下被敌人切断的部队不管。所以，我极力向军长、师长说明：不允许丢下任何部队让敌人压垮和消灭；要奋力解救被切断的部队，除非主要指挥官本人通过分析认为，解救这些部队会损失同样多的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

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所采取的做法。我听说，某军长在给一位师长的指示中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扼守某个阵地。于是，我命令马上把这段话勾销。只有集团军司令本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我对他们说，除非我亲自勘察了地形，观察了现场的情况，并确定有这样做的必要，否则，我决不下达死守阵地的命令。

军长和师长们对于我的有关配置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昼间实施反冲击的指示还是遵照执行的，但是，我发觉他们助措施不够有力。结果，我们失掉了许多重创敌军的好机会。我知道，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下面的士兵肯定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失败情绪，但是，总部乃至华盛顿认为我们有可能被迫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的这种带失败情绪的看法多少会传到下边。十二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在中国的新年攻势取得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同意：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满洲的基地；不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我从不认为敌人能把我们赶出朝鲜，也不同意从朝鲜撤退。当然，我是随时准备遵照上面的命令将这支军队带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过“三八”线。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决定，都应尽量提前作出。这样，如果下达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准备，秩序井然地撤退，将部队顺利地由港口运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决定实施预先毫无计划的撤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没有时间搜集足够的船只尽快将部队顺利转移出去；无法预先周密地部署防御圈；无法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动。如果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并过早地泄露出去，甚至仅仅出现有关这种决定的谣言，这会对南朝鲜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强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决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严防走漏风声。

此外，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即如何来安置南朝鲜的军队、地方官员以及战俘。我们决不可将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又很差的南朝鲜士兵（在以往的艰苦岁月中，他们一直很英勇地与我们并肩战斗）、李总统及其政府弃置不顾，丢给虎视耽既的敌人。我们只能坚决履行我们的义务，保障这些人员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全体人员的安全，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办法。我当时估计，这一类人员的总数接近一百二十万，并且就此向上面作了汇报。

战俘问题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要撤退，如何处置这些战俘，我还没有现成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就得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还必须强调一下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为了看管这些战俘，我们要派出很多的部队，并且要为战俘拨出大量的食品和物资。

这个问题以后究竟会棘手到何种程度，我那时当然是没有预料到的。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撤出朝鲜的问题很快就定了下来。

杜鲁门总统以其一贯具有的洞察力做出决定：只有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军才撤离朝鲜半岛。他授权麦克阿瑟，在他认为迫不得已时，可以自行将部队撤出朝鲜，以便确保部队的安全，或者完成其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们仍须做好实施远距离后退的准备，我们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关于敌人的实力情况，我们此时了解得仍然不够。敌人每天都在广播上吹嘘，决心要把我们赶人大海。这一回，我不想组织临时性的防御圈，也不想组织间隙很多的防御。所以，我指定加里森·戴维森准将（后晋升为中将和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在获得将军军衔之前曾是工兵军官）在遥远的南面设置一道防线，以保卫釜山港地区。于是，戴维森动用了成千上万的朝鲜劳工，开始规划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地域，构筑大部分堑壕体系，选择炮兵阵地，甚至还设置铁丝网。我乘坐飞机由低空沿着选定的防线走向飞过，感到很满意。因为，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占领这一防御地域，我们将可以在这里牢固地坚守下去。在我第一次检查该地区工作情况的几周之后，我再次乘飞机飞越“戴维森防线”，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和效率绘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未占领过这些位于我们后方大约二百英里处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检验过这些工事的牢固程度。但是，不能说这项工作没有起到丝毫作用。附近贫困的农夫几乎把全部的沙袋都偷了去，为自己垒墙、垫堤，并且“解放”了大部分铁丝网，对于他们，这些铁丝网就象市场上任何畅销的商品一样，是很宝贵的东西。

在中国军队的进攻迫使我们撤过汉江之后，前面提到的大部分问题才引起我的重视。在我担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的最初日子里，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敌人即将发起的这次攻势上。不出所料，在进行大规模炮火准备之后，敌人中除夕这天伴随着刺耳的中国军号声、用不堪入耳的蹩脚英语尖声威胁着发起了进攻。这一通宵送交给我的报告清楚地表明，敌人的这次进攻动用了很大的兵力，我们大概无法抵御。好在我们的后方阵地已经设置就绪，所以，我此时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就是通过实施强大的反突击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

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追击炮、机枪以及数人操作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我连话都听不懂的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愦逃，那是枉费心机。

但是，我还是得试一下。

于是，我跳下吉普，站到路当中，高举手臂，示意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停下。另一头的几辆卡车没有减速便从我身边绕了过去。但是，不久，我还是拦住了一支载着南朝鲜军官的卡车队。头一辆卡车上的军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服从我的示意。不久，整个车队又开动了。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深远的后方设立许多哨卡，由我们自己的宪兵在军官带领下在那里值勤，以恢复对部队的控制。这种办法果然发挥了作用。混乱不堪的队伍重新编成了许多分队，装备了武器，补充了口粮，并且在各自的指挥宫带领下派往新的防御地段。此后，这些人大都象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大多数勇敢士兵一样，仗打得很好。（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南朝鲜部队被敌人的坦克吓跑了，但我丝毫也不责怪这些未经考验的部队。很少有什么东西乍看上去能比敌人坦克更吓人的了。坦克的炮口冒着硝烟，似乎正对着你的脑袋。它轰轰隆隆地越过了一切障碍想要追上你，把你消灭掉。我甚至还见到过美军部队在坦克轰鸣着向他们迫近时吓得丢掉步枪、逃进树林的情景——这还是在己方领土上举行演习时发生的事情，而且，坦克使用的只是些空包弹。）美第19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友邻的南朝鲜部队崩溃之后，也被卷入了无秩序的退却。那天上午，我在师的伤员后送站找这个营的一些伤员谈了话，发觉他们情绪十分低落，没有美国士兵在伤势不太严重时通常所表现的那种重返部队的迫切心情。问题很清楚，要想使部队鼓起所需要的斗志，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完成。

总的说来，第8集团军是井然有序地撤退的，几乎带上了全部的武器装备。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在我们的背后，是无法徒涉的汉江。江面上充塞着大块大块的浮冰，有可能把我们仅有的两座浮桥冲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汉城以北某处江面仍未消退的汹涌潮水波及这里的冰块，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十多万联合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连同他们的全部重装备（包括英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和美国的8英寸榴弹饱）拥挤在汉江北岸的一个狭小的桥头堡内。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的问题是，有可能很快出现这种情况，即数千名惊慌失措的难民会冲倒我们的守桥警卫，令人绝望地将桥梁阻塞——而敌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护，果断地将其阵地向前推移，便能很快将我渡口置于其射程之内。

在与美军的两位军长、南朝鲜陆军参谋长和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研究讨论之后，我们发觉，如果敌军一面对我实施正面进攻，一面对我敞开的东部侧翼（这里的南朝鲜军队已仓皇逃走）实施深远包围，就会使我全军处中危险的境地。我还找不到充分的根据证明部队能守住各自的阵地，即使下达死命令他们也未必能坚守得佐。因此，一月三日，我要求我国驻朝鲜大使通知李总统：我们要再次撤离汉城，由前进阵地实施的撤退行动即将开始。

我还通知我国大使和南朝鲜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自下中三时起，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车辆必须于下午三时以前撤离汉城，三点以后，民间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

当然，发布命令是一回事，而要使命令为人所服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贯彻这道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我同意加强一般性的宪兵交通管制。我对第l骑兵师师长助理、查尔斯·帕尔默准将（后晋升为将军）很信任，让他亲自在大桥一带全权负责交通管制，以我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第8集团军源源不断地通过。如果让数十万胆战心惊的难民离开通往安全地带的唯一公路和桥梁，他们究竟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是无从预料的。因此，我特别命令帕尔默准将，要他指示手下的宪兵，如果难民拒绝离开公路，就向他们的头顶上方鸣枪；如果还不能阻止潮涌般的人群，就要诉诸最后手段，直接向不听招呼的人开枪射击。

朝鲜人是个温驯的民族，早就学会了适应艰苦的条件。

他们默默地服从了命令，所以，那怕用部队去吓唬他们一下都毫无必要了。

我留在现场，在主桥的北端一直呆到天黑，观看着由徒步士兵、卡车、坦克、自行火炮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组成的漫长的队伍缓缓通过。当庞大的8英寸榴弹炮和“百人队长”式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咙上；浮桥深源地陷入湍急的流水中，我的心一直悬在那里。我知道，拥有战斗装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重量超过了这座桥规定的负载能力。但是，浮桥还是经佐了坦克的重量，最后一辆沉重的坦克总算顺利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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