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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以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注：《八方风雨》。）

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顺着这个要求，我大胆去试验文艺的各种体裁，也许是白耗了心血而一无所成，可是不断的学习总该多少有些益处。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诗的诗，不象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礼物虽轻，心倒是火热的。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注：《三年写作自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强烈的正义感，炽热的爱国之心，处处以祖国和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及刻苦自励地从点滴做起，是老舍做人的基本品德。我们只有充分理解老舍的这种思想品德，才能进一步理解他热心于通俗文艺的思想基础，理解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全部文学活动的历史意义。

“莫任河山碎，男儿当请缨”（注：老舍：《北行小诗》，1940年1月24日《新蜀报》。）老舍是用他的一枝笔请缨出战的。他所写的鼓词、旧剧，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战斗性。京剧《忠烈图》写乡村老汉陈自修一家的爱国热忱，剧中的几个人物，从老人到儿童，到村妇，无不痛恨日寇，誓雪国耻，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王家镇》写小学教员薛成义在家破人亡、逃难他乡的途中，动员群众，结成武装组织，“齐心杀敌寇”的故事。其余鼓词小曲，或借助于一个抗日故事，进行战斗宣传，或直接抒写民族义愤，对群众进行抗日动员，都是直接服务于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的。在民族喋血苦战之中，它们确曾以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对敌寇的义愤，激励过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发挥了打击侵略者的作用。老舍的这些通俗演唱作品，也许并非是能传之久远的精美的艺术品，然而在民族救亡的伟大斗争中，它们尽了自己的力量，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茅盾在一九三八年著文，对老舍和穆木天所写的新鼓词，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我觉得鼓词这一体制，实在已经是发展到高阶段的艺术形式，凡是发展到高阶段的艺术形式它是可以灵活运用的，缠绵悱恻，悲壮激昂，无不相宜。……所以新鼓词的出现，而且由民族意识强烈，文艺修养有素的作家们来写作，实在是抗战文艺运动中一件大事。”（注：茅盾：《关于鼓词》，《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8期，1938年3月16日出版。）另外，老舍的通俗文艺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还改变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所存在的一个弱点——与人民群众的某种程度的脱离。早在一九三八年，老舍就说：“现在我们死心塌地的咬定牙根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生存，文艺必须深入民间，现在我们一点不以降格相从为正当的手段，可是我们也确实认识了军士人民与二十年来的新文艺怎样的缺少联系。”（注：老舍：《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抗战文艺》第一卷第12期，1938年7月出版。）文艺从来是民众的事业，面向群众，反映群众，进而动员、鼓舞和教育群众，永远是作家的神圣使命。老舍的创作，一开始就注意照顾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群众观点更明确了，通俗文艺创作的实践，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为群众服务的可贵精神。他明确地表示：“我不后悔只写了鼓词，而没写出《战争与和平》，假如鼓词有军民来读，而《战争与和平》只能摆在沙发上的话。”（注：老舍：《答客问》，《宇宙风》乙刊第2期，1939年3月16日出版。）他的群众观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倾吐爱憎的抗战剧作

一九三九年春，老舍开始写话剧剧本。第一个剧本写成之后，他交给王平陵去发表，他随慰劳总会组织的慰问团，北去远征，到了西北战区。半年之后，老舍回到重庆，他创作的第一个话剧，已经成功地演出过了，著名戏剧家马彦祥担任导演，著名演员舒绣文、吴茵等，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这就是四幕话剧《残雾》。这个戏取材于抗战初期重庆的现实生活，剧本的主人公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僚洗局长，这是一个贪权、好色、爱财之徒。抗日战争时期，他身为“政府”局长，不仅不忠诚地为国赴难，努力工作，反而利用职权，玩弄良家妇女，道德败坏，灵魂丑恶。他还企图借政府采买一批东西之际，发国难财。和女汉奸徐芳蜜相识之后，又答应为徐提供情报。徐对他说，他们可以通过交换情报，相互去邀功，“这样互助，双方有益。等咱们把钱弄得差不多了，咱们手拉手儿，上瑞士，起码也要上香港，去快活几天”。听了这一番话，洗局长说：“真是能那样啊，我死在你的怀里也要含着笑的！”可见，在他的眼中，只有钱财与女色，什么国家，什么抗战，他是全然不顾的。但在表面上他却要竭力装出一副整日为抗战操劳的模样，时刻也不忘记把“抗战”的口号挂在口头上，他宣称：“我现在心里只有个国，没有家！”他的好友、流氓杨先生为他玩弄女性出谋划策，他内心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杨的主意，表面却故意假装正经，堂而皇之地说：“公事已忙不过来，谁有工夫去操心这些小小的私事呢？”“我的心血都留着用在国事上呢！”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政府内，上至军政头目，下至他们的许多僚属，口头上有时也把“抗战救国”的口号叫得很响，装出一副爱国的正人君子的面孔，实际上，他们或是破坏抗战的内奸，或是营私舞弊的官僚，或是男盗女娼的流氓，由他们组织了“陪都”重庆的所谓政府。老舍笔下的洗局长正是这批角色的一个艺术概括。《残雾》画出了洗局长们的丑恶面目，并且揭露了他们的龌龊的灵魂，它可以引起世人对国民党政府官僚的憎恶。因此，洗局长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从内容上说，《残雾》一方面讽刺了国民党政府官僚的营私及堕落，讽刺了他们对待抗战的消极态度；另一方面，作者又将讽刺的矛头，指向某些人的品行或性格弱点，从而在社会道德方面，揭露弊端，否定丑恶，使人们从反面领悟做人的道理。洗局长的形象刻划，当然包含着后一方面的内容，同时在其它人物形象的刻划上，亦有所体现。杨先生及杨太太，无固定职业，专门拉拢象洗局长这类官僚，讨其所好，从中钻营获利。杨先生说：“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衣食金钱是真的！”这就是他的人生观；杨太太说：“你看我，一想到国事，就赶紧想一件私事，教两下里平衡；一个人不能不爱国，也不能太爱国。”奇谈怪论中，包含着她的政治态度与处世哲学。他们的利己主义的丑恶灵魂，流氓无赖的下流行为，以及陈腐不堪的精神状态，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具有时代内容。就作家所讽刺的这类人的人品道德来说，又不只属于那个时代，他们的处世哲学，至今并未绝种。还有那个洗老太太，也值得一提。这个人物戏不多，然而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在对待生活上，她只希望“安安静静的打几圈小牌”；在对待抗战时局上，她只害怕被日本飞机炸死时，手上没戴金镯子，于此之外的事，她概不关心。这是一个只有身分，没有思想的混世者。作家对这一形象，缺少更深入的开掘，而且形象的时代感较弱，然而就作家所讽刺的人物的性格弱点而言，却有一定的概括性。

《残雾》在艺术上，有两点成功的地方。首先，人物的性格相当鲜明，在写《残雾》之前，老舍没有剧本创作的经验，但他却已写过数量可观的小说，创造人物的技巧，已经相当成熟，这就为他从事戏剧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残雾》中人物性格写得好，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老舍善于把握人物的独特的个性。洗局长的伪善与阴冷，洗老太太的浅薄与庸俗，杨先生的善于钻营的市侩作风，杨太太的泼赖，不顾脸面，洗太太的懦弱无能，洗仲文的热情正直，以及徐芳蜜的奸诈，淑菱的无聊，刘妈的朴实，都刻划得相当鲜明突出。人物个性的逼真、生动，是《残雾》的一个突出的优点，但是作家在剧中，较少开掘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一个缺点。这就使剧本中的人物既使人感到鲜明，又使人觉得有些浮浅。其次，是对话的生动、机智。这一成功，同样得力于老舍小说创作的丰富经验。老舍在讲到《残雾》的写作时说：“我的对话写得不坏，人家的穿插结构铺衬得好。我的对话里有些人情世故。可惜这点人情世故是一般的，并未能完全把剧情扣紧；单独的抽出来看真有些好句子；凑到一处，倒反容易破坏了剧情。”（注：《三年写作自述》。）这里，出于自谦，老舍将《残雾》的缺点讲重了，然而对话写得好，却是事实。剧中人物的语言，都十分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和脾气秉性，是真正个性化的语言。女仆刘妈由北方逃难到重庆，她时刻想着沦陷了的家乡，憎恨日本侵略者，她每天都托人给家里写信，一个月的工钱几乎都花在买邮票上了。《残雾》第一幕开始，刘妈正在对洗家的人述说自己的不幸，洗太太已经听她说过多遍了，制止她的叨唠，刘妈说：“我是心里真难受哇，太太！要不然我那能这么贫嘴恶舌讨人嫌！”这个出身于农家的女仆，朴实，真诚，她的语言虽极平常、明白，却都从肺腑中来。而洗太太向刘妈述说自己的不幸，却不象刘妈那样，直说自己心里如何难受，而是说：“你丢了家，我在家里头把家丢了！”洗太太是大学毕业而以作太太为业的，她“想独立而无毅力，受压迫又欲反抗”，她一方面是一个官僚家庭的阔太太，另一方面，由于丈夫喜新厌旧，冷眼相对，她又饱尝了生活的苦头。“我在家里头把家丢了”，她能讲出这样含意深刻的话，是符合她的文化教养的，也是和她眼前的不顺心的生活处境十分合拍的。老舍说，《残雾》“对话中有些地方颇具艺术性——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进行，而是时时露出一点机智来”（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从上面所举洗太太的语言中，即可见出《残雾》语言机智的特点。

《残雾》的演出，增强了老舍进行剧本创作的信心。一九四○年初，应回教救国协会的要求，老舍与剧作家宋之的合作，创作了四幕话剧《国家至上》。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写少数民族的作品是很少的，《国家至上》在抗战的背景下，描写回族同胞的生活，题材很新颖。剧本的思想内容，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歌颂了回族人民的优秀品德。张老师勇敢、爽直的性格，黄子清豁达、恢宏的气度，张孝英善良、美好的心灵，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回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反映了回族人民可贵的、美好的品德。其次，表现了回汉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这是剧本的主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从来就有一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问题更具有尖锐性。《国家至上》通过回教老拳师张老师在团结抗战一事上所经历的曲折变化，宣传了消除民族隔阂、宗教隔阂，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大意义。这在当时，很有教育意义。正象一篇评论所说：“是的，我们只有加强团结，才能抵御外侮；我们只有协心同力，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在‘国家至上’的原则下，个人间的私仇算了什么？宗教间隔阂算了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一句简单而又平凡的话，却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弦！”（注：廷斌：《■谈——〈国家至上〉》，1940年4月7日《时事新报》。）

老舍将这个戏称为“宣传剧”，那时的“宣传剧”自然都是宣传抗战的，但是《国家至上》和《放下你的鞭子》一类的“宣传剧”又不相同，后者因适应街头演出的需要，故事单纯而集中，而且并不侧重于塑造人物，只要能将人们的抗战情绪鼓动起来，产生直接的宣传教育效果，人物和故事是宁可失之于简单的。《国家至上》则不然，尽管作者在动笔之前，就有明确的宣传目的，但剧本并未将宣传简单化，作家既将剧本看作宣传工具，又没有忘记它是艺术。这突出的表现在，《国家至上》从生活矛盾出发，精心地组织了戏剧冲突，塑造了几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主人公张老师的性格就写得很突出。这位“名驰冀鲁”的回教老拳师，勇敢过人，“壮年时，曾独立灭巨盗”，但他过于自信，易冒险。他严守教律，重义气，但又固执偏狭，对自己的过失，他有时也能感到，但为“示个性之强”，宁可在“半夜里蒙上头哭一大场”，也决不会在行动上改过。他痛恨日寇，但他并不明了抗战是全体民众的事业，不认识团结合作抗战的重要意义，甚至轻信了汉奸的挑拨。在和日寇的一次交战中，他不顾别人的劝告，单独抢先出击，受了重伤。血的教训使他醒悟了，临终前发出了“回汉得合作”的感慨。作家从生活出发，比较成功地写出了一个复杂的性格。从而也就能够富有说服力地给人以启示：抗战是全民的事业，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会有真正的力量，单凭个人的武艺与胆量，单靠个人冒险，是行不通的。

由于主题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人物刻划也较为成功，《国家至上》写成之后，曾在重庆、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康、桂林、香港等地演出。“在重庆上演，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做‘我们的张瑞芳’了。”（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可见它的演出效果是相当好的。

除《国家至上》以外，一九四○年，他还创作了四幕话剧《张自忠》和三幕话剧《面子问题》。《张自忠》是根据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驱的国民党抗日将领张自忠将军的事迹写成的。关于这个剧本的成败得失，老舍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一文中，有一段准确的自我评价，他说：“这回，我卖了很大的力气，全体改正过五次。可是，并没能写好。我还是不大明白舞台那个神秘东西。尽管我口中说：‘要想着舞台呀，要立体的去思想呀。’可是我的本事还是不够。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而舞台上需要的是‘打架’。我能创造性格，而老忘了‘打架’。我能把小的穿插写得很动人（还是写小说的办法），而主要的事体却未能整出整入的掀动，冲突。结果呢，小的波痕颇有动荡之致，而主潮倒不能惊心动魄的巨浪接天！”老舍善于刻划性格，善于写细节，善于写对话，《张自忠》成功的一面正在这里。它的缺陷在于，未能随着剧情的发展，将各种矛盾有机地交织成集中而又曲折的戏剧冲突，整个戏的艺术结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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