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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很是特别：别人烟筒是弯的，他家烟筒是直的，仅只烟筒是直的还不算，偏偏该直烟筒旁边，还堆着木柴，火星从直烟筒喷出来后，崩裂四散，危险万状。客人劝曰：“老哥，最好把烟筒弯过来，使筒口向上，喷出来的火星便流失到空中矣，而且那堆木柴也以搬开为宜，万一火星掉到上面，引起燃烧，就糟糕。”书上形容主人听了劝告后的表情是“默然不应”——不应，表示不理；默然，表示不耐烦也。客人碰了钉子，忠心不死，又猛劝之，于是主人大怒曰：“你这是啥预言呀，啥神话呀？”客人急啦，为之进一步分析，主人更怒曰：“我对我自己的生命财产自有道理，岂能听你算命的？”不久该主人家果然失火，邻居纷来抢救，千辛万苦，才算把它救灭。于是杀猪宰羊，大摆宴席。救火救得焦头烂额的朋友，都坐上座，而那位劝他曲突徙薪的朋友，却因唱反调而早被乱棒打出。书上说，当时就有人谓主人曰：“如果听了那人的话，根本用不着杀猪宰羊，大摆宴席，早就可防止火灾。如今论功行赏，劝你曲突徙薪的没有份，而焦头烂额的反而成了上客，天下有是理乎？”主人听啦，恍然大悟，乃再把客人请了过来。

呜呼，书上说主人恍然大悟而再把该家伙请了过来，以今测古，我看未必。君不见石门水库执行长徐鼐先生乎？依我们小民之见，王崇岳先生既然言中，他至少应该拜访拜访，请益请益，才合乎人性。可是他的反应是啥，已用不着介绍啦。弯烟筒和移木柴，乃是常识，既不是预言，更不是神话，看情形爱因斯坦先生如果生在中国，都得成为“算命的”也。我们除了自叹命薄，逢此官崽外，还有啥办法哉？昨天看报，徐鼐先生和总工程师顾文魁先生一唱一和，仍一口咬定：“如果早日放水，而台风不来，明年灌溉无水，谁负责任？”咦，责任，责任，又是责任，责任实在是太多啦。在些心术不正的人，把官崽谈责任，比着妓女谈贞操——我想这种比喻未免太过于入骨，为道貌岸然所不取。不过这个年头，无论是谁，只要一提起“制度”，或一提起“责任”，我就要发羊癫之疯，那都是骗死人不抵命的玩艺，没意思。但前已言之，放水放得过早，致使灌田无水，固是责任。现在把可怜小民淹成这种样子，弄得半个台北陆沉，也同样是责任，谁又能奈何他？搞水库既不知道气象和雨量，又不肯尊重专家的意见，只凭事后几句官腔，便一推六二五。柏杨先生并不希望徐先生打破冻死不下驴的风气，盖任何官崽，只要有后台，不要说仅只淹了一半台北，就是把全台湾都淹光，照样坐在虎皮交椅上，发号施令。

第一标就对准小民

无论哪一个国家，对趁火打劫，处罚都很严重。无论是谁，乘人之危，都会为人所不齿。至于火上加油，更是人类中最严重的恶棍。好比说，尊府恰巧和柏杨先生为邻，不幸火光冲天，柏杨先生不但不帮忙扑救，反而把一桶五十加仑的汽油搬到你院子里，笑嘻嘻曰：“老哥，暂存十分钟。”那是啥滋味乎？即令你有高深学问，不当场抽刀子，你心里能不恨我哉？该桶汽油如果再爆炸燃烧，那份恨恐怕就更入骨矣。故古人形容帮凶行为是火上加油，发明该形容词的朋友，真应得诺贝尔奖也。

跟火上加油有同等贡献的，有“水上加淹”，乃石门水库的杰作也。呜呼，正当台风咆哮如雷，沟满河平，千钧一发之际，徐鼐先生下令放水。最初还有点磨不开，每秒钟只放六百吨，后来大概觉得“救人救活，杀人杀死”，一不做，二不休，良心一横，大放特放，每秒钟达九千五百吨，于是波浪滔天，不可收拾。可怜小民已奄奄待毙，正在盼望风雨快过，早日出头，料不到库水汹涌而至，反而往上猛涨。我写这不是煽动那些淹死的冤魂找谁算账，据古老的传说，凡是大号官崽，都有六丁六甲、门神土地，在空中暗暗呵护，冤魂活着的时候，对他还木法度，死后挺着满是臭水的肚子，更没有胆量和他碰矣。我也不是反对水库放水，已经到那种地步，除了放水，还有啥法哉？再不放水，堤坝万一崩裂，那就更糟啦糟啦。问题是，被水淹得惨兮兮的小民有权利怀疑：在不良的管理之下，石门水库给我们带来了啥？官崽们动不动就吹胡瞪眼曰：“俺是多目标的呀。”多目标当然是多目标，但第一标就对准了穷苦小民，灌得一批一批，纷纷断气。呜呼，幸亏是多目标的，成绩已是如此斐然，如果是单目标的，专门淹人，我看台北桃园一带小民无噍类矣。想念及此，能不晕晕然，陶陶然乎？

当然，石门水库挡住了台风初期的山洪，于是官崽沾沾自喜，还告诉小民也要自喜，意思说俺入的多，出的少，如果不是如此如此，你们贫苦小民还要惨哩。这话猛一听很对，但仔细一想，似乎也不太奥妙，如果不是水库在那里挡，在还没有沟满河平之前，山洪早流到大海里去啦，保至积而蓄之，等实力充沛，一次放出淹之乎？所谓进的多，出的少，是前前后后，加在一起的总数量，固不知当危急存亡之秋时，进的水和它放的水一样之多，或放的水比进的水还要多也。

事已至此，反正已经反正啦，水灾风灾既属无灾，我们小民有当仁不让的义务，嚷嚷也没有用。不过科学这玩艺即以石门水库为例间、空间、因果性、必然性等范畴都称为先天的认识形式。用，落到专家之后，是多目标的；落到官崽之后，便成了一目标的——以淹人为唯一目标的矣。我们可文艺腔曰：“科学建设，固可造福人群，也可为害人群，只看何人用之。”值此水上加淹之后，一夕数惊，怎能不含笑呻吟，以免有人看着不顺眼乎哉？

说来说去，这年头的官府，啥花样都有，有恩怨焉，有派系焉，有圈子焉，有联盟、联邦、邦联焉，独独没有责任。有责任的话，不但徐鼐先生卷铺盖，就是郑子政先生也早卷铺盖了矣。不过大势所趋，一直到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要说仅淹了一个台湾北部，即令把全台湾都淹不见啦，恐怕还是卷不了铺盖，后台奇硬故也，其铺盖都是铁做的，只有后台老板有力量卷，千万小民卷不动也。郑子政先生当了台湾省气象所所长，一当就是十几年，把小民当得死去活来，而他职位如故。过去种种精彩表演，自有孤魂冤鬼为他记录，我们不必再翻旧账，即以这次在葛乐礼面前，郑先生玩的几手，就轰轰烈烈，可歌可泣。当所有气象单位都说台风不会转向的时候，郑子政先生咬定银牙，硬说它会转向，而且很诗意地请那些不久就要淹死淹糟的小民去睡觉吧。常有人责备小民不信任气象所，有损其信誉，而这一次不信任气象所的朋友有福矣，凡是信之的，多多少少都触了点霉头，或死或伤，或淹或泡，百丽俱臻，无美不收。

等到台风已经通过基隆北部海面，电台的记者老爷再去访问郑先生，郑先生彼时大概已经得到淹死了很多同胞的消息，所以芳心大悦。记者问曰：“你看台风还会不会又来一个转向乎？”郑先生拍胸脯曰：“这一次绝对不会啦。”又问曰：“你怎么敢再肯定？”郑先生瞪眼曰：“当然敢肯定，台风已进入基隆北部，其动态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好像对他的“控制”很是满意，所以发出偷快笑声。呜呼，郑先生竟能控制台风，其神通颇不简单。问题是，当初葛乐礼“转向”的时候，在不在郑先生控制之下乎？如果它不在控制之下，郑先生信口开河，应负责任；如果它在控制之下，则郑先生的控制无术，也应负责任。前不已言之乎，政治的责任就是辞职，于是郑先生的铺盖不但是铁的，简直还是钢的也。

郑先生势将继续努力，以整小民，我们实在是束手无策。为了减少小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我想建议凡是患香港脚的朋友，应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宗教为依据的、纯理性的伦理道德观。主要著作有《关于，分成若干组，每天派一组去气象所服务，该组朋友到得所来，直入所长之室，并排坐下，脱鞋脱袜，然后露出脓痂交集，奇臭奇丑之脚，翘到郑子政先生的尊鼻之上，以凭他仔细观察。盖香港脚乃天生的晴雨计，不要看万里无云，气象所说已经控制在握，香港脚忽然痒之痒之，准有大雨，出门如果不带雨衣雨伞，便非淋成落汤鸡不可矣。遇到阴雨连绵，气象所说有一个低气压如何如何，香港脚忽然也痒之痒之，它准定放晴。香港脚既有如此妙用，郑先生看到得意之处，再以手捏而嗅之，岂不小民万幸乎！

半票问题之一

柏杨先生最近对《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写了一点意见，结果发生做梦都梦不到的误会，很多军警老爷咆哮如雷，抗议之函，雪片飞来，有几位军警老爷还打电话到《自立晚报》，问曰：“柏老头怎么和军警过不去乎？”如此军警大联合的帽子，真把人砸得两眼发黑。打听了半天，才知道为啥会有这种现象。原来现在的电影院，只有军警朋友是半票，儿童根本不准入场，大孩子则规定要购全票，这真是新鲜规矩，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记得我们乡下，军警老爷固然是半票，儿童尤其是半票。君坐过火车、汽车没有？儿童岂不都是半票乎？为啥偏偏看电影没有半票？真是年头大变。尚请军警老爷，高抬贵手，多赐原谅，非柏杨先生昏聩也，而是电影院乱定规矩也。

半票观众是从“半票读者”演化而来。虽然“读者”和“观众”不同，但其意义固然是一样的和一贯的焉，广义的“观众”似乎应该包括“读者”。我们现在主要地是要了解“半票”的意义，了解之后，则读者也罢，观众也罢，其成分都可一目了然。

美国诗人杰佛斯先生有两句诗，是讽刺他的同胞美国佬的，曰：“我们是容易就范的，一种合群的民族，洋溢着柔情，精于机械，且迷恋奢侈品。”台北《文星》杂志曾为文曰：“除了‘精于机械’一项外，用这两行诗来形容今日中国的半票读者，再恰当不过。”该文对“半票”两字加以解释，盖“半票”也者，不是指用一半钱购买入场券，而是指智力上和欣赏上的不成熟。该文曰：说半票读者，因为在感情年龄上，他们给人一种“嫩”的感觉。在文学欣赏的国度，仍属卖半票童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形成，迄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时间不算太短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认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可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恐怕仍停留在情窦初开的状态，尚未臻于成熟。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学欣赏上，一时还离不开浪漫主义，中国的半票读者犹赖在浪漫主义的怀中，不肯断奶。

《文星》杂志针扎到心窝里，盖半票朋友不但不肯自动断奶，如果有人帮助他断奶，他还大号大叫，大吵大闹，张眉怒目，骂你自命不凡，骂你自以为高级，甚至骂你狗屁文章卖国贼，更甚至计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向治安机关打你的小报告。

《文星》杂志续曰：我们并不完全否定浪漫主义的价值，浪漫与古典，原是最基本的文学风格，与其说是截然可分的二物，不如说是浑然一物之二端。高级的浪漫主义富有独立反抗的精神视王道，但不反对霸道，认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对之唯有尊敬。我们反对的只是低级的浪漫主义——苍白的自怜，贫血的理想，廉价的悲现，空虚的道德等等。浪漫主义之被输入中国的，只是这一部分，于是我们有了苏曼殊、徐志麻、刘大白、冰心，有了《少年维持之烦恼》、《茶花女》、《茵梦湖》、《小妇人》、《简·爱》，有了数不清的拜伦、雪莱、海涅、雨果的介绍和翻译。于是泰戈尔也俨然成了世界性的大文豪，王尔德似乎是英国文坛上第一流的作家，密契尔小姐的裙角遮住了半个美国文坛。这些作家，在文学上各有其价值，我们无意在此菲薄他们。可是半票读者非此不乐，且乐久不疲，他们宁愿捧亚军甚至捧殿军，就是闭眼不看冠军。

非是闭眼不看冠军，而是只有亚军、殿军才合乎胃口。犹如柏杨夫人暨下女小姐，只有《雷公子投亲》才看得下去，《红楼梦》算老几？。

《文星》杂志又曰：举一个例，泰戈尔的诗情画意和白雷克真正的先知精神、人道主义，与乎神秘感互相比较，立刻就显得逊色。拜伦和雪莱成了中国半票读者的偶像，可是他们崇拜的只是两位诗人的恋爱史或成名史展的基础上，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总会转化为被认识的事物。，只是一些很嫩的抒情诗，至于拜伦的调整天才，雪莱的殉道热情，以及两人的不惧与全英国为敌的反抗精神，则是半票读者所不能接受的。提起浪漫主义，就想到拜伦和雪莱，半票读者很少欣赏华兹华斯的冲淡，柯立基的神奇，白雷克的兼顾美丑，天真与世故，以及济慈、维涅与兰道的古典自律。

《文星》杂志这一段理论太长，使人越看越糊涂，但读者先生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看，才能看出“半票”的特质。盖半票朋友欣赏的只是浮光掠影的声和色，再往深处，便领略不动矣。

《文星》杂志又曰：以电影而言，半票读者当然是喜好文艺片，最好有缠绵的爱情，而以悲剧终场。（柏杨先生曰：“教人疑心说的是《梁山伯祝英台》。）像《魂断蓝桥》、《蝴蝶梦》、《翠堤春晓》、《生死恋》、《金玉盟》、《乱世佳人》和《魂归离恨天》，都成了浪漫文学的课外读物。我们并不是说这些电影不好孟子认为，”心“是人的道德本性，提出”仁，人心也“的观，可是它们似乎不值得我们泣之再三。为什么不看看《岸上风动》、《乱世忠魂》、《山》和《单车失窃记》呢？为什么不看看日本片呢？抗战时期的仇日心理，阻止许多观众去欣赏日本的电影艺术，最初我们也是每见日本影片就生气，可是最近看过《四谷怪谭》、《大冈政谈》、《七武士》后，觉得日本的电影实在比好莱坞的高明。

半票问题之二

《文星》杂志续曰：

据说征服过欧洲的拿玻仑，是一位侠骨柔肠的人物。当时正值浪漫义主的高潮，他常在口袋里放一本《少年维持之烦恼》，或是奥柏的史诗。半票读者与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无关，一个人可能留过学还是半票读者。半票读者要求于文学或艺术的是发泄，不是表现；是传染，不是启示。譬如饮酒，他们是以酒浇愁的，并不留意去品味酒。“我感动得哭了好几次”，他们常发表这样的读后感。没有什么危险，请放心，一切感情的渣滓都随眼泪排泄出去。

我想凡是识字的朋友，读了这一段都会哑然失笑。一位读者先生寄了一份萨孟武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的《观〈梁祝〉电影有感》，愤怒地教柏杨先生瞧瞧，人家一大群教习都“流泪”啦。我想正因为如此，上述的那段话更应该拜读，而且应该刻一个石碑立在电影院门口，然后上面挂一面镜子，以便半票观众照他们脸上那些爱国的或光荣的泪痕。

在讨论萨孟武先生那篇大作之前，柏杨先生要特别声明，我对萨孟武先生的道德学问，怀有无限的景慕和尊敬，这一点如果有人不相信论述，编成《大戴礼记》八十五卷，今残。，便不要谈啦。但半票不半票和道德学问无关。萨先生在他的大作中，首先举出了大批观众姓名，然后再在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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