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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1页）

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锐不可当。

据说当拍该片时，李翰祥先生曾向专家讨教过——在我们社会，三篇文章就是一个专家，当上三天官，掌上三天权，也是一个专家，不太值钱。同时李翰祥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这份虚心，皮颇成疑问。但我们姑且假定他阁下讨教过了吧，“专家”的意思却是：一切跟着京戏走。于是古装的电影遂成了京戏的翻版。可庆幸的是，电影上还没有唱哩，如果男女主角也像《梁山伯祝英台》的黄梅调，唱上一段：“看三军攻坚城杀声震天”，那就更可观啦。

有人说，古时候的平民相互间对起话来，是什么腔调？没人知道。古时候君臣们在金銮宝殿上一问一答，又是什么腔调？也没人知道。唯一可以遵循的是京戏上的那一套。与其创作发明，返璞归真有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不如遵古炮制，省事省力。这话说来固有道理，但却是酱缸道理。京戏是典型的象征派，一根马鞭等于一匹马，耳旁挂条黑布等于一个鬼魂，走着走着，忽然一跳，等于过了一个门限，在台上兜两个圈子，等于从西凉国到了长安城，难道偏偏那些假兮兮的腔调，是写实的乎？

中国语言不能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最大的缺点，“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所提倡的是文字迁就语言，而京戏里则是语言迁就文字。文字迁就语言，有白话文的产生；语言迁就文字，就成了京戏里那种特有的调门矣。

中国文学自从用文言文写，遂处处都是文言文，码头工人骂大街用的是文言文，一男一女挤在被窝里谈恋爱，软声昵语，也用的是文言语，好像中国人说起话来，就这股他娘的怪腔。问题是，再大再久的反动力量，都不能把真理斲丧馨尽，有些地方，甚至在最严肃的上皇帝奏章中，白话文也往外冒，像遇到大狱时，犯人的供词，固全是白话文也。京戏里亦然，腔调也有两种，一种是特有的阴阳怪气，一种则是平常日子人们说的真话。

“戏”之所以为戏，是经过再创作的。如果把戏拿到人生中间，笑话就大啦。试想一想，朋友中有人说话时用的是坐在金銮殿上那种君臣道白，真能把人搞得发疯。电影固然是戏列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的继承者、捍卫者。1888年，但那是电影戏，而不是京戏，京戏阴阳怪气的腔调是京戏的特征，观众欣赏这种特征，如果搬到电影上，搬到话剧上，就难以下咽，如果腔调可搬，则马鞭也可搬矣，走着一跳也可搬矣。

记得前年看了一场《白蛇传》，女主角白蛇上天盗仙草时，大战群仙，那场大战竟然也是京戏搬家，只听“匡匡匡匡”，然后声停人止，立刻摆了个架势，面对观众，像呆头鹅一样，呆在那里，以候第二阵“匡匡匡匡”。这种打法，是京戏打法，不应是电影打法。导演先生原封不动搬到电影上，岂他阁下的大脑少了一根筋乎？抑该大脑太过于尊贵，不敢动用乎？

电影也好，话剧也好，一旦套上京戏里阴阳怪气假兮兮的枷锁，就一天不能有起色，更不要说起飞啦。《西施》据宣传说是起飞的影片，我看它恐怕是起飞不了，起飞是要靠自己的，靠闭着眼吹大牛决起不了飞，靠观众身上的鸡皮疙瘩也起不了飞。

《西施》这种别扭，不是它单独有的，乃一种通病，不过欲振乏力罢啦。希望李翰祥先生也好，或其他导演先生也好作有《文章达德纲领》、《惺窝文集》等。，能有勇气开刀，把这癌割掉，以一个新面目跟观众见面，不要再套啦，创作才出英雄。

龙门客栈

柏杨先生所以不看中国片，主要的是受不了中国片的“瘟”，不但电影如此，话剧更是如此。各位读者老爷如果心脏正常，不妨看看台湾电视公司的“国语电视剧”，定可看出不少见识，实在是废话多，废动作多，装腔作势多，哭多，笑多，发表宣言多，登台致训词多。非常抱歉，我们只能原则上这么说，可不能举例，盖举例有挨揍的危机——而且这也不是某一个剧的毛病。一个剧少则三十分钟，多则一个小时，在这短得要命的时间，要浓缩出一个主题，应该是要紧的话都说不完才对，怎么都想不通哪里来那么多不着边际的话，和哪里来那么多拖泥带水的动作。一伙男女挤在一起，念的是台词，走的是台步，一看就知道他们在那里演戏。而且还得随时随地提防他们哭，该一伙男女，演着演着，呜呜呜呜，就是一阵。任何一部电影和任何一场话剧，半小时的剧也好，一小时的剧也好，如是没有三场小哭加一场大哭，我就当场掏一块钱给你，算我输啦。一个感冒患者鼻孔一痒，就是一个喷嚏；中国片和中国话剧，也有这种一痒，不过不是鼻孔一痒，而是心里一痒，只要心里那么一痒，就是一场掩面号啕。我老人家真想建议即将开张的文化局，最好组织一个巡逻队，到各戏院巡逻，看谁在台上瞎哭，就揪下来一顿嘴巴。

除了哭，还有笑，笑也是绝症。尤其是表演得意的节目时，就好像吃了笑豆，除了京戏式的“呵呵呵呵”之外，别无他技。我老人家每次看到演员老爷这种努力大笑（也有“嘿嘿嘿嘿”京戏式冷笑的焉，其教人背皮发紧则一也），就不禁想起亲爱的阿花先生——阿花先生乃柏府养的尊狗。盖狗先生对任何刺激，反应都只有一种：汪汪汪汪。中国电影和中国话剧上得意时的反应，似乎也只有“呵呵呵呵”一种，这是不长进乎？抑有心跟观众过不去，要把观众气死乎？我老人家又要建议文化局，如果采纳了我老人家的意见，成立了巡逻队，于纠察瞎哭之际，顺便也瞧瞧有没有谁在那里瞎笑的，遇到时也应揪下来一顿嘴巴。

还有一点，中国电影的武打片，可以说最糟的一环，夫黄种人的骨骼，天生的没有白种人的骨骼壮伟。再加上后天失调，不脱上衣还好，一脱上衣，露出异军突起的排骨，实在我见犹怜。打起架来，从头到尾一套婆娘拳，如果都用刀枪剑戟，那就更丢人丢到流沙河，京戏上那种“哐哐哐哐”锣声震天的架势出了笼。后来也有些力求进步的朋友，于是日本那一套搬了家。这种电影，我就宁可当亡国奴兼卖国贼，也不一看，谁要请我看，我就恨他一辈子。

当初看《龙门客栈》，是怀着这种心情的，不过古人舍命陪君子，柏老则舍命陪小孙女罢啦。想不到看了一半，就颇觉得出乎意外；看到了底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文章对英国封建的假社，就更觉得出乎意外得厉害。先把结论写在前面，该片实在是一部使反中国片朋友刮目相待的中国片。这几天见了朋友，就向他们纷纷推荐，有的点头如雨，认为我老人家的话还会有错？有的则胸有成竹曰：“柏老，柏老，任你把舌头说出老茧来，俺也不看。”这我就木法度矣。不过我倒建议胸有成竹朋友，全当自己是迷途的羔羊，走错了路，走到了正在上演《龙门客栈》的电影院，看过后如果仍不满意，就请光临柏门，凭票根退钱。（这可得凭良心，心里说好而尊嘴硬说不好，存心教我老人家破产，就要天殛之，天殛之。）

柏杨先生平生最爱看武打片其次侦探片，其次战争片，其次神怪片，其次……说实在的，就没有其次啦，除非山穷水尽，大祸临头，绝不看文艺片尤其是不看悲剧。有学问之人常亮出亚里斯多德先生的招牌，说悲剧中有一种喜感，但我可实在是喜不出来。所以我说《龙门客栈》好，只是按我老人家自己的标准。

《龙门客栈》有最高的娱乐价值，打起来不但天昏地暗，也花样翻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可以说是中国的○○七。主要的是不落俗套，全片没有一分钟冷场，这都是中国片从没有过的。呜呼，不落俗套和没有冷场，说起来比放屁都容易，真正地做起来可就难矣。不要说中国片，每星期二台湾电视公司放的电视片《谍海双龙》，可是美国片，又是间谍片，那股“瘟”劲，就实在使敝肚不可收拾。这组影集不知道是谁主张买的，可赐给他一座金脚奖。

但《龙门客栈》达到了中国电影从没有达到过的境界，也超过了《谍海双龙》之类美国片的水准。看起来中国固有的是人才，只是出头不出头罢啦。敝小孙女看到了紧张之处，就爬到椅子上，把头埋到手里家。认为存在的仅是现象，人无法认识其本质。“物质就是感，屁股对准银幕，动也不敢动，害得我老人家不得不一面提心吊胆，一面念念有词安慰之曰：”不要怕，不要怕，傻孩子，都是假的呀，都是假的呀！“电影院老板真得赔我唾沫钱。

《龙门客栈》不但有极高的娱乐价值，也有相当的教育价值——这教育价值可不是喊口号和致训词。一喊口号致训词，就只有屙稀屎价值矣。这跟京戏的教育价值一样，无形中阐扬了忠孝节义，全片最大的主题是“打救忠良之后，在这势利眼主义盛行时代，矗立起侠义的精神堡垒。”荒山野径，几批男女英雄，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更不为功名富贵，冒着身首异处的危险，跟一个庞大而合法的邪恶集团对抗，孤臣孽子，只不过为了怀念那“身败名裂”的一缕忠魂，比起○○七大战莫须有的鬼党，要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不过，《龙门客栈》可不是美得无以复加，它有它的毛病——这毛病非内行眼里的毛病。黛朗先生最近在他的《磨刀集》猛谈《龙门客栈》，头头是道，那才是内行之言。我老人家只是一个惊鸿一瞥的观众。如果认为说得对，则请大家参考；如果认为说得不对，全当耳旁之风，跳高骂两句算啦，千万别拜拳主义。

第一、龙门客栈那场火攻，妙极，可是却没有烧出结果。火攻之后，房子昂然还在，则火是怎么扑灭的乎？执行火攻的喝尿分子又是怎么打发走了的乎？没有交代清楚理，阐明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伟大，或许交代清楚啦，而敝观众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实在遗憾。如不能交代清楚，或虽交代清楚而没让观众看清楚，就不如剪掉这一段。

第二、忠良之后离开了龙门客栈，店老板哪里去啦？他阁下既没有战死（如果战死，就有主要镜头向观众显示，因为他阁下是大角色，不能糊里糊涂地失了踪），也没有奉派特殊任务离开。难道跟柏杨先生一样，也害了肚胀，蹲到路边哼乎？据眼尖的朋友说，在最后一个送别镜头里，他是出现的，那么在山径上大战“一脸忠贞学”时，他怎么好意思隔岸观火？

第三、山径未免太宽，而且明显地有汽车轮胎的痕迹，据柏杨先生考据，明王朝似乎没有汽车。台湾虽然处处是公路，但总可找到羊肠小径；即令找不到，临时开一条也花不了多少银子。这是最大的败笔，来自于不可原谅的粗心。即令这两点都办不到，则弄个铁轮车去压上两道车辙，也可将就。李白先生诗曰：“大道直如发”，该大道乃两轮车的大道，万山丛中，只不过小径而已，这种时代倒流的错误，切戒，切戒。

第四、英雄好汉们的斗笠有一种日本味，明王朝民间流行的只是青衣小帽。而且有的进了房子脱之，有的却像长到头上，转来转去，不但碍事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序，也实在碍眼，看了一百个不舒服。而且各位演员的衣服未免太漂亮，好像刚从裁缝店取出来的。夫既要隐藏身分，就不能一窝蜂像是参加国宴似的从头到尾焕然一新，即令大牌明星烧包过度，不肯穿旧的，但那些侠客义士，以及店老板、店小二，则就是非是旧的、烂的不可，龙门客栈不过荒山小铺，不是台北观光饭店也。

第五、演员间对话似乎平淡无味，换句话说，词汇不够丰富。对太监之讽刺，也不够有力，那几句洗锅水的话，似乎不能把一个老奸巨猾激怒。

好啦，柏杨先生所想到的毛病全挑出来啦。如果马马虎虎过日子，这些毛病也算不了啥，掩盖不了全片紧凑的紧张气氛。但如果力争上游，则必须千锤百炼，教观众无懈可击。不知各位大人以为如何也。

沿街卖唱的毒计

凌波女士以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毅然对抗影坛霸王邵氏公司的邵姓家族，想一想真使人毛骨悚然。所以她为了筹措打官司的钱和以后不致饿的费用，来台北第一酒店演唱，其心可哀，其情可怜，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女明星，都不敢面临这种考验。盖拍成电影，票房纪录问题，有缓冲余地，看一场电影不过十元二十元，初中小娃娃都出得起；而喜欢电影和崇拜明星是两回事，对明星一无所知的观众车载斗量，差不多都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很少为了某一个明星而看电影。即以《梁山柏与祝英台》而论，后来大家虽然为了看明星而看电影，但当初却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也。要观众去花两百元听歌一曲，真是一个可怕的冒险。李丽华女士也能唱两句，但恐怕把她吊起来她都不敢这么乾坤一掷。而凌波女士却这么做啦，可看出她真是到了万不得已。在台北演唱其间，我老人家虽然没有去听（那要爬七千个格子才能凑出二百元，而稿费茫茫，又不知报馆啥时候给，实在是去不起），但却是万分同情，而且一想起卖座可能不好，就心如刀割。

这一次她南下高雄，不但出观众的意料之外，恐怕也出她自己的意料之外。说来话长，当中国广播公司跟她洽商，请她为宜兰区义演一场时，她满口答应，而且答应自己吃自己，自己住自己——那就是，除了香港往返的飞机票之外，她不要中国广播公司别的招待。这种盛情，每个人都非常感动。但感动最厉害的，恐怕还是周蓝萍先生啦，在义唱的计划下，密谋起矣，定下了沿街卖唱的毒计。

套曲家暨夫人的密谋，在最高机密下进行，一直到凌波女士回国义演，中国广播公司向她打听啥时候往返香港，好为她安排班机时，才恍然大悟。一场善意的义演，遂成了生意经上的烟幕，小民纳税钱的飞机票，也成了生意经上的往返路费矣，这个算盘打得可真够精。有那么一天，美国国务院看上了我老人家的嗓子，用飞机把我老人家接到华盛顿唱两句，我也来一个沿街卖唱，跑遍南、北美洲码头，捞他一笔。有此前例可援，谁都无法开口反对也。

凌波女士沿街卖唱，我们不认为她不对，不要说她只是亚洲影展的皇后，即令她是世界帝展的国王陛下，用正当的方法谋生制名指实；韩非主张循名责实。由此形成名辨思想。汉末魏，都是可敬的。宁死也不塌架子观念，应是落伍啦。同时这一次顺手牵羊，她也一定欣然同意，否则的话，套曲家总不能捏着她的脖子吧。然而，我们惋惜的正是在此，以她忠厚的个性，恐怕逃不出这对夫妇天花乱坠的手法。

凌波女士的遭遇，似乎给世人很多启示，使我们对历史上或眼皮底下若干教人跺脚的事件，获得一个旁观者清的了解。那就是，一个人不能悬崖勒马，固然由于他自己到时候勒不住，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那些围着他团团转和靠他吃饭的寄生虫不准他勒。虚荣心强烈的太太，往往造成为非作歹的丈夫，盖丈夫受不了娇妻的愁眉苦脸也；满坑满谷的寄生虫，往往造成走入绝地的头目，盖头目受不了生前的冷落淡泊也。人人都向范蠡先生致敬，为文种先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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