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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的命运因为夹在资本主义的英国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之间而备受瞩目。

为了安置灾民，香港政府兴建29栋7层高的徙置大厦，它也是香港公共房屋计划的开端。在接下来的30年中，我们看到了现代香港社会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移民们意识到他们回不去家乡了，而且家乡的人仍源源不断地向此涌来，他们愿意付出所有的辛劳而获取稳定的生活，他们在一片贫瘠之地、一直依赖转口贸易生活的港口上创造了工业革命与经济奇迹，而香港政府开始被迫为这些人民提供更负责任的治理和社会保障。

尽管香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仍是管理得最佳的华人城市。它的社会内部的结构是怎样构成的？政治权力与社会民众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北京和伦敦是如何改变它命运的轨迹的？仍是令人饶有兴致却没有答案的题目。

你需要相信些什么（1）

他看起来有三十五六岁，留着短短的寸头，矮胖的身体正好挤进座位里。飞机起飞前，他一直在打电话，用的是摩托罗拉出品的“明”手机，谈话里充满了“市场份额”、“客户需求”这样的词汇，在饮料服务开始之前，他在读一位明星教授刚刚出版的《品三国》，吃完饭后，他靠在座位上闭幕养神，一颗接一颗、一遍又一遍地数他手中的念珠，厚厚的嘴唇轻轻地蠕动着。

在飞机上、在汽车上，更多的是在餐桌前，我听到了那些一分钟前还在讨论新的商业机会的人，随即谈起他最近的五台山之行，或是他对于南怀瑾的看法。一些人还会提到，海南航空的总裁陈峰是一位佛教徒，年轻的首富黄光裕信奉天主教，青岛双星的领导人汪海甚至说出了“让观音为我站岗”……佛家、道家、基督教，或是那个笼统得谁也说不清的“国学”，蜂拥而至。

这些谈话总是支离破碎的，在经过一翻缺乏逻辑的云山雾罩之后，总是要回到那句感慨：“人还是不能没有信仰。”这种餐桌上的闲谈，蔓延到商业报纸与商学院的课堂上，人们抑制不住地要谈谈“心灵的问题”。

和这个潮流并存的是慈善业的突然兴起。社会企业家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开始四处泛滥，我记得在一次拍卖会上，人们坐在铺着雪白桌布的桌子旁，一边喝红酒，一边观看幻灯片里山区儿童的那些充满渴望的面孔，耳边是《让世界充满爱》的旋律。我多少觉得，那空气里飘荡着某种煽情和虚伪。

我们生活在一个喜欢追逐风潮的社会。大约10年前，是经济学家们最活跃的时刻，“经济人”是如此时髦的词汇，一个认定是有主见的人喜欢这样开始讲话：“按照市场需求”或是“就本质而言，这一定是利益上的考虑”。似乎出于对中国社会长期公有制带来的压抑的报复，人们四处公然宣称“自私自利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我们对于事务的视角都转化成经济式的，还记得人们曾经多么津津乐道于这样的说法：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就像公司与公司间的竞争，总统就是首席执行官，利益的增减是惟一评价的工具……人们引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为利己主义辩护，却很少提及他的《道德情操论》。

10年后，一切发生了慢慢的转变。这真是充满反讽的社会图景，在我们的少林寺方丈将自己塑造成首席执行官，将佛教遗产转变成市场价值时，那些一直挣扎在金钱世界的人开始大谈信仰与社会责任。

用“社会的价值失序”来作笼统的解释，是草率和懒惰的。现在，几乎人人都承认了这一点，昔日的意识形态已经失效，对金钱的崇拜只可以充当短期的替代品，人们需要些别的，以为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赋予意义。而一些关于精神世界的空洞讨论于事无补。我们不可能将基督教真正移植到中国，也不可能回到古代中国，复苏我们祖先的价值观。指责一个社会缺乏什么是容易的，给出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也并不难，但真正的改变却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你必须有一种充分的现实感，理解、同情这个社会的现状，试图改进它，并知道怎样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甚至不该进行如此宽泛的讨论。我越来越发现，我们的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单一性思维，妨碍我们建立一种健康、多元的价值观。那种浪漫主义的语调容易打动人，令人热血沸腾，却也容易导致我们对世界的简单化看法，并演变成莫名其妙的激进主义。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主题，把讨论的范围缩小到商业世界对价值的渴求。商人群体对于宗教的热衷，除去盲从的成份以外，的确是因为集体性的精神资源的匮乏。在过去的30年中，驱动今日中国商业世界形成的力量，主要来自于物质上的饥渴感，商人们往往是来自于社会边缘，被一种改变贫困的热望驱动着，开始了一场幸存者游戏，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对新兴财富充满着不信任的社会环境，并深深地受制于政治力量的影响，进而发展出一种幸存者的商业哲学——人们用继续生存下去的疲于奔命，取代对于商业活动的意义的思考。当最初的饥渴感逐渐被满足之后，对于其中最杰出、最有成就的一些人来说，自我实现感与民族主义可能充当继续的推动力，伴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舞台，它唤起今日的自信和昨日的自卑，个人与民族的情感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它所提供的力量仍是强大的。但对于更广阔的商人群体来说，他们还需要一些新的价值观，来确信自己日常活动的意义，并给予自己不断的新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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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相信些什么（2）

新茉莉花啤酒城，是江阴城中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像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这里有着各式欧陆风情和美国风格的餐厅与住宅，人们会在电话里相约在“枫丹白露”吃饭，在桌上摆满了清蒸鱼、大闸蟹与清炒豆苗之后，还会上来一道牛排，人们想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但是这座啤酒城不同，它的地板、桌子还有啤酒，甚至大厅里的空气，没有一点赝品的气息。它显示了它的建造者的确既了解江苏的茉莉花，也热衷于慕尼黑的啤酒。

“你一定要去喝啤酒”，在前往江阴之前，曹克波叮嘱我。他是人群中的少见因子，他能轻易地赢得别人的信任，用热情感染周围。他37岁了，看上去却像一个突然长大的儿童，笑起来手舞足蹈，他似乎对谁都心无介蒂，但是谁也无法忽略他谈话中的洞见和广博的见闻。

他是这个啤酒城的修建者，正式的身份是江阴市模塑集团的副董事长。这家公司是他的父亲曹明芳在1984年创办的，它当时名叫“江南模具塑化有限公司”，是江苏省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乡镇企业，它最初的产品包括彩色工艺蜡烛、塑料花等。1988年，因为开始为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轿车生产保险杠，这家苏南的小企业抓住了过去20年中世界经济的两个重要的潮流：外包改变了全球产业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崛起（汽车制造业是其中主要的推动力之一）。

如今，那家最初以32万美元开始创业的小工厂，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配件生产商之一，合作伙伴是全球最富盛名的汽车公司——通用、宝马、雪铁龙、大众……

“不怕吃苦，不怕吃亏，多做一点点”，曹克波谈到了他的父亲给这家公司奠定的商业哲学。像过去30年中兴起的很多中国企业一样，是多年的饥饿感催促了曹明芳的商业冒险，这种饥饿感既包括物质上，也包括自我才能的实现。伴随着企业的成长，那种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商业精神也复苏了。对于苏南这种具有漫长的经商传统的地区来说，勤奋、节俭、遵守信誉、灵活性从来就是商业精神中的一部分。尽管人们会习惯性地说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但到了明清两代时，商业已从长期的不信任中慢慢摆脱出来。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长期以来，江南既是文化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儒生与商人之间的角色经常是相互置换的。这种变化在20世纪加速了，距离江阴不远的南通，它在20世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张蹇，似乎毫不费力地从一位前清状元变成了一位伟大的民国实业家。

对于曹明芳的一代人来说，与其说他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不如说他们把中断的传统重新嫁接起来。而对于曹克波一代来说，如何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则更充满了诱惑。

“我们不仅要全球化，还有全球化＋”，他谈起了最近参加的约翰·桑顿在清华大学的“全球领导力”的班级。他相信现在的中国企业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全球化第一次使中国企业有机会整合全球资源。“不怕吃苦，不怕吃亏，多做一点点”的曹明芳式表达，变成了曹克波口中的“勤奋、包容、持续改进”。1989年，20岁的曹克波前往德国半工半读，他既是车间里的一名工人，也是马堡大学的一名工商管理硕士。这是曹明芳的方式，作为这家企业注定的继承人，曹克波在中学暑假时，就在父亲的工厂里实习，体验其中的辛苦与快乐。从德国归来的曹克波确信，他可能将德国人的严谨、理性与技术创新，与中国人在商业活动中展现的惊人的灵活性与整体感结合到一起，而这种结合将可能使中国企业成为世界商业的领导者。

为家族企业的延续，成为世界级的领导者，是曹克波一刻不停地工作的驱动力之一，同时，他也期待商业活动能为更广阔的社会变革提供某种帮助。比起那座平移自慕尼黑的啤酒城，真正令他骄傲的是两年前他和朋友们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市兴建的“中国中心”，他试图将中国的文化、艺术、食品、音乐展现在欧洲人面前。

你需要相信些什么（3）

曹克波对于父辈价值观的继承，与他的雄心勃勃、开放性，对于每一项日常工作的执著，像是为中国正处于断层期的中国商业伦理提供某种启发。人们会习惯性地说，是清教伦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精神动力，但事实上，如果你耐心观察中国近代的商业史，你会发现类似的价值观也同样存在。在马克斯·韦伯的框架中，勤奋与节俭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两项品质，在中国文化中也同样至关重要。

中国商业中太多的投机主义、太多的自满，缺少根本性的驱动力，因为商业环境缺乏可期待性。有时候，与权力的关系、或是一次恰好的投机，可以将一个人迅速推到中心的位置，这种成功，不是源自于艰苦的努力，不是源自对于商业活动的真正的热爱与尊敬。同时，这些暂时的成就又是多么脆弱，它可能再度被权力剥夺，或是因为一次社会动荡，甚至是政治的改变，而变得一无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商人们，总是被各种政治、社会的不确定性所困扰，他们缺乏继续拓展的激励，值得理解。商业伦理的建立，必须借助与政治、法治与文化对应的改善。

曹克波的价值观的建立，得益于苏南的商业传统，江阴市的亲商业姿态，父子传统所带来的稳定性（在中国，家族传统一直是对抗社会动荡的最有效的方式，至今似乎仍是），还有他对于西方价值观的理解。它们都融合在一起，变成了我们期待的商业伦理。真正的商人，不仅仅是将商业活动视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些行为应该来自于你内心的召唤，你在每一项决策中、每一台机器的改进中、每一次对员工的培训中，都得到了某种深深的满足感，都是拓展你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中国的方式（1）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演出舞台上那些战士的面孔，一排排电脑桌，贵阳市警察们的1200辆摩托车，广东一家工厂的职工的宿舍楼阳台，一家胡椒厂的黑色的原料缸，一家购物中心的扶手电梯……这些人与物，数量庞大，整齐划一，每个个体模糊不清。将这组照片命名为“中国模式”，在这个标题下是一句简单的说明：“A　unique　look　more　than　a　billion　overlapping　lives”。

这组照片给我的感觉既清晰又复杂。我们早已熟悉了西方媒体热衷的象征手法，在网络热席卷中国时，杂志的封面上一个绿色军帽，原来的红色五角星，被置换成@；在ＳＡＲＳ流行时，则是戴上了口罩的毛泽东画像；在形容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情绪时，是一条红色的大龙和一条绿色小龙的纠缠……

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形象的认识，和一个旁观者的看法往往截然不同。我记得日本历史学家梅棹忠夫关于世界地图的有趣发现：在美国出售的世界地图，是以北美与拉美这块大陆为中心的，或者以大西洋为中心来描绘地球形象的；而在日本的世界地图上，日本跑到了中央位置，英国和北美则被安排到边缘；而在中国，我们都知道，那只雄鸡才是世界的中心。

我对于外来者对中国做出的过份概念化的描述，不再感到不安。因为我们也在粗暴地理解对方，谁能说我们对于美国、对于日本或是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看法不充满着深深的偏见。

人们总是容易把握住那些最显而易见的元素，尽管很有可能，这种元素在生活其中的人们眼中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进行某种自我欺骗式的视而不见。我可以想像，中国人在第一次看到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时的震惊和愤怒——我们将你视作中国人民的朋友，你呈现出的却不是那个火红的革命热忱，而是在一个包裹在蓝色服装下刻板的中国。因此，重要的是，你如何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观察自己，获得对自身的新见解。

我知道这组照片在表面的戏剧性背后的真实性，在告别了那个全民一致性年代至少３０年后，集体主义、趋同的、单调的思维模式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们在欢呼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出现，却发现这种表面的多元化，在本质上存在着多么强的一致性。我们的社会的确像是一个个雷同的复制品的集合：几乎每个城市都修建了空旷却无人使用的人民广场；几乎每家电视台都在进行某种选秀活动；在江浙一带的富裕起来的乡村里，每一户的小楼上都有同样的圆形的加顶；我家楼下的一家餐厅的员工每天早晨要集合、喊口令，与学生时代的军训一模一样；一家公司在进行一场商业活动时，采取的方式像是电影中的解放战争，销售区域被划分为华北区、华东区、华南区；当我们的国家认定需要创新时，所有的人就开始谈论创意，以至于“创意”这个词变得泛滥和陈旧……

你可以说我的观点和上那一组照片同样充满了偏见，对于中国人的这种看法，自19世纪以来，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主流看法。我记得1938年美国的一幅漫画，它的主题是“从前，中国有五兄弟，长得一模一样”，我也记得狂妄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也说“他们处在整齐划一观念的同样永恒的环圈中，没有变化，也没有改良”。

是的，这些观察被证明是过份表面化，并充满了“政治不正确”，但偏见并非总是全然错误的。我不得不说，在我们日渐相信中国正在震撼世界时，中国给予世界的首要影响是来自于数量上的，而非其他什么原因。“印度＋中国”的狂热在全球的媒体与学术讨论会上的蔓延着，但到目前为止，人们一想起印度仍是她的呼叫中心的印度英语，而中国则是沃尔玛超市里的海量廉价商品，它们可能让人惊诧，却不会引人尊敬。

当然，历史的进程经常出人意料。17世纪的法国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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