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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另一套规则。而且，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使第一套规则代表的形式为第二套规则所代表的利益服务。

一座村庄的故事（3）

华西村就像是一个奇异的混合体。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是与民间的顺口溜、打油诗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通过二十四孝、龙王故事这些民间传说展现的……吴仁宝知道如何躲避政治的官僚体系的不确定性，并使它们为华西村提供帮助。同时，吴仁宝的个人自制力，使他躲避了可能出现的傲慢，在中国社会，这种傲慢经常是灾难的前奏。

我没有和华西村的普通村民深入交谈，这个村庄已被太多地展示，以至于从表面上看来，一种集体性的荣誉感已深入人心。我对于华西村的态度则矛盾重重，一方面它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它代表的方向却不可能是中国农村应该效仿的，我们仍不清楚它所推崇的人人平等的集体所有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不清楚它试图为农民塑造的新的意识形态是否正是现代中国所追求的，而且，华西村的奇迹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如果没有吴仁宝的个人能力，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至少在表面看起来，今日的华西村仍像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一些现象。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按照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所属的地方带来了安定与繁荣，它是中国历史书上不断出现的一个明君和一个时代，或是一位清官与一方水土的关系。这些官员的首要特征，不是在于他们能够为社会制度带来某种新面貌，而是在既有的框架内，利用所有可调动的资源，为自己的所属的地方带来最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所谓的中国智慧。

崭新的传统

“liquorice是甘草，astragalus是黄芪，cornus则是山茱萸……”董文佳指着挂在墙上错落有致的有机玻璃说，那些形状各异的草药正镶嵌其中。真是些遥远而陌生的名字，它们总让我想起需要踮起脚跟才能够到柜台的鲁迅的童年景象。那一排排密密麻麻排列、写满这样奇怪的名字、染上黑漆的小柜子，像是中国人生活中幽深而无法参透的密码。对于鲁迅来说，那些用小杆秤称好、用草纸包裹的干草，对于他父亲的病躯毫无作用。然后，对于鲁迅之后的几代人来说，中药就像线装书、裹脚布一样，是衰老文明的象征，必须不留情地被抛弃。

董文佳穿着黑色的套装，她26岁，英文和普通话一样标准，毕业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之后进入曼彻斯特大学，前往英国留学是她这一代青年越来越普遍的选择。“我对于中药一无所知”，在回忆最初在中药连锁店工作经历时她这样说，“我花了很多时间记住这些草药的名字。”

董文佳如今是这家名叫森（Sen）的中药连锁店在伦敦南莫敦（South　Molton）街59号的分店的销售经理。只允许步行的南莫敦街上名牌商店林立，它也是伦敦昂贵的商业区之一，森（Sen）的对面是著名的服装品牌Ninewest。沿着街道走过，你很难把59号这家商店与中草药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它像是一家高级香水店。草药、茶叶却被包装在鲜亮的红色绿色的盒子里，它是可以安神的饮料，护理皮肤的浴液，草药不仅是治病，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弥漫在空气里的江南丝竹的旋律，和挂在墙上的草药，和坐在医疗间内准备在客人身上扎满细细的长针的医生，仍把它与古老的中国传统联系起来。

“这可能是最贵和最奇特的中药店了”，董文佳说。森是来自香港的商业集团和记黄埔在中药领域的最新尝试。“森是中国草药的新面孔”，在那本小小宣传册上，这家公司宣称，“它力图将中国传统医药的艺术与科学带到西方。”中药在西方的历史漫长，伴随着中国人在19世纪开始的史诗般的向全球移民的过程，中药店就像在橱窗里挂满了叉烧与红肠的中餐厅一样，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它也像唐人街里的财神、风水、喧闹凌乱、汉字对联和大红大黄的颜色，总是带有强烈的异域风情特色，它是一种有趣的尝试，代表着历史的神秘，却不是未来的潮流。

但是，森看起来却是如此不同。它试图使埋藏在小柜子里的草药，重新成为潮流。森试图将设计上的前卫与文化上的古老交织在一起，它使草药与中医变成了一种新奇而安全的心理体验。整个西方如今正沉浸在对健康生活的极度追求中，在未来，森的中草药或许就像印度的瑜迦一样，成为必不可少的心理安慰的一部分。在伦敦开设的最初的六家森的连锁店，选择在最昂贵的商业中心，与阿曼尼、欧莱雅与夏奈尔相伴……

周末夜晚的莱斯特广场，拥有王府井一样的吵闹与活力。那些将头发染成不同颜色的年轻中国人面孔上流露着自信，他们是新一代的中国移民。在很大的程度上，今日的唐人街与中国形象仍是19世纪末的中国移民塑造的，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与福建，被生活困顿与社会动荡所迫，来到异乡。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勤奋、节俭与沉默，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武器。他们将中国的苦力、洗衣工、餐馆的日常生活移植到陌生的土地上。而现在，中国正变得强大、富有，被热烈地探讨是否将成为世界新的领导者。新一代前往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拥有知识与技能，他们是律师、银行家、程序员和大学教授，理应重新定义中国的形象，改变唐人街的面貌。香水店一样的中药铺“森”，或许代表了这种未来的潮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发现真正的挑战尚未出现，除去这种形式上的改变和暂时的消费潮流，我们是否应寻找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的真正内在价值。我们可以在高楼大厦里开设孔子学院，可以将四川菜连锁化，也可以把旗袍变成晚礼服的一部分，使功夫进入好莱坞，但除去这些符号化的转变，我们是否可以真的发现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活力与连续性，中国人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度——它们值得被全世界所分享。对于这一点，中国人肯定无法获得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数字那样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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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1）

“当我谈起斯大林与杜鲁门，甚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似乎也可以是拿破仑、凯撒或亚历山大大帝。”在一本新的冷战史的序言里，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这样描绘他给耶鲁大学的2005级学生讲课时的独特感受。课堂里的年轻人大多出生于1984年前后，柏林墙倒塌时，他们才5岁，他们从不同渠道了解冷战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却对于它的真实状况缺乏头绪，就像加迪斯所说的“它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全然不同”。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正在闹哄哄的希思罗机场里思考该如何理解邓小平。这时距离他的去世正好10年，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面貌已经模糊了。人们的记忆早已变得短暂速朽，真实被想当然地遗忘与忽略，它变成了几个抽象的概念。于是，邓小平总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白猫黑猫”、“中国经济奇迹”、“南巡讲话与市场改革”、“一国两制”联系在一起。但是，谁还能理解这些概念所诞生的语境，和它们的创造者的内心世界。

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总是困难重重，你该如何试图在他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空间中寻找平衡点，如何既理解他的历史性地位，又能够寻找到他的个性与时代间的关系。而且不可避免的，对于他们的解读，总是充满了周恩来对解读法国大革命的著名警告：“现在作出判断，仍为时过早。”

直到74岁时才真正控制掌握国家权力的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中穿梭。一方面，他是20世纪的世界史上当之无愧的巨人。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几个人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是由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尼赫鲁组成的；当他在1978年再次复出后，他的黄金时代才真正到来，他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当然，还有伊朗的霍梅尼，他是另一种力量的代表），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纪的最后25年的塑造者。

但是，将他视作这个被战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争夺所笼罩的世纪的代表人物，似乎与真实的他相去甚远。他重新开放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的行动，与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放松管制的措施一起，共同造就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的形成。但他不是一个迷恋哈耶克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学说的人，事实上，他对各种名目的意识形态从没有发自内心的兴趣。他经常被视作共产主义路线的修正者，他的成就与命运都比赫鲁晓夫与后来的戈尔巴乔夫都斐然得多。

对于中国的转变，他有着更朴素的理解，在1978年之后的几次出访后，他看到了美国与日本的繁荣，甚至昔日华人居住的殖民地新加坡都绽放出一种特别的生命力。出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实际上更属于这一种传统——在他们出生时，古老的中国正跌落到声望与自信的谷底，几代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使它重新焕发生机、赢回尊严。他们尝试了各种方式，包括从西方借用了武器、技术、机器、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的理解，与其将其置放于一个冷战的历史框架，不如重新放回它漫长的朝代更替中的历史中，这样似乎更容易有头绪。

在中国现代史上，邓小平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兴者，他有着更强的现实感，较少被个人野心所左右，他对于他所服务的国家与组织，充满了忠诚，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内部稳固它，而在手段上却又充满了灵活性和开放性。在3年前的一次采访里，历史学家史景迁将邓小平放在过去300年的中国领导人中最出色的行列，是康熙、雍正、曾国藩式的人物，而且“他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后两者都要长。”

人们习惯将邓小平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发生纯粹的经济变革。从一开始，邓小平的实验精神就渗透到所有领域。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7篇讲话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再阐述，对于党与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军队改革的建议，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中国在世界应扮演的角色……

十年之后（2）

他大胆地做出了和平是世界主旋律的判断；他进行军队改革，试图使军队职业化，后者在混乱的“文革”时期获得过份强大的影响力；他开始精减机构，推动干部的年轻化，他自己则对个人崇拜毫无兴趣，他没有兴趣担当过多的职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在身经一个被最高领导人变幻无常的情绪影响的时代之后，邓小平试图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影响力。

但是什么样的内心情感与思维方式赋予了邓小平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强有力、充满个性的人物，也会对细节印象深刻，他喜欢桥牌、足球、围棋、牛角面包和小熊猫香烟，在会见世界领导人时仍烟不离手，脚边摆上了一个痰盂，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用孩子般的方式表达对江青的愤怒：“她是个坏女人。”但是对他的个人哲学是什么，我们却知之甚少。事实上，他似乎很少表露这些，总是将个人的态度隐藏于他要推行政策的背后。或者说，他是那样一种领导人，即使身经所有残酷的###，了解所有的政治智慧或者伎俩之后，仍保持着一种单纯的世界观，那些政治上的磨难赋予了他推行这种单纯价值观以韧性和持久的动力。

对邓小平来说，这种单纯价值观来源于他早年的经验，中国要重新获得独立、尊严、秩序。对于身经不间断的政治动荡的他来说，秩序是繁荣的基础，而繁荣则将带来独立与尊严。在他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在邓小平逝世10年之后，中国仍旧是在他的智力与原则的框架下运行，只可惜，他在80年代引发的实验精神却逐渐丢失了，改革与开放则越来越被限定为纯粹经济领域了。自他在1978年掌权之后的30年的中国，像是过去200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意外插曲，既没有面对侵略与屈辱，也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人回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为物质上的积累而不停劳作。但是，他的遗产中也包括昔日的中兴者一样面临过的问题——既有政权被加固了，但是人们期待着更深层的变革。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仍未看到对邓小平的深入探讨，不管是他的价值观还是政治智慧，而他所代表的正是中国历史上在专制与社会动荡之间摇摆的中国社会所最缺乏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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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的提问（1）

我依然顽固地去探索祖国历史的秘密，好像从北坡去攀登一个高峰，因为从小这就是我的梦想。

——阿兰·佩雷菲特

那本绿色封皮、356页的《李约瑟游记》，打开了一个我从未想像的世界。那是1942—1946年的中国，她在与日本人对抗中，丢失了大部分土地，民族的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而战争又激发起中国人空前的团结，长期如同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处于获得胜利和重建国家的高涨热情中。

我们了解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很多故事，士兵的、农民的、将军的、政客的，但是科学家们在这场风暴中是怎样的呢？30年前，“科学”与另一个词“民主”，被认定是解救中国的良药。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一连串对抗西方的失败，中国人的自信心从未如此低落，作为世界中心的天朝一去不返。一开始，人们相信是军事技术上的不足，但是洋务运动的成就却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功亏一篑；然后，人们开始将失败归于制度上的落后，维新与革命，都试图将欧美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它的效果也令人怀疑；最后，人们认定问题出在他们一直为傲的中国文化传统上，它已经僵死，无力应对现代世界。一些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宣称，应该将线装书全部扔进茅坑。

很多新观念涌入动荡的中国，用以解救“外国干涉、政治分裂、基层社会动荡”这些严峻的问题。“科学”在其中占有的地位无疑是最为独特的，民主是政治改革的方法，而科学则牵扯到更为根本的变化——它可以改造我们的文化基因。以至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领袖胡适1923年会这样一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不仅是我们的制度、技术，甚至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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