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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其实南昆和北昆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有些字的唱法不同而已。例如，‘天淡云闲’四个字，南昆是这么唱的（充和唱）。但北昆却是这么唱的（充和再唱）。你可以听出来，两者的不同就在于那个‘天’字的发音。其实我也很喜欢北昆的风格，我过去常听韩世昌唱曲。有一次听他唱《蝴蝶梦》，演庄周的故事，的确很有他自己的特色。”

“有关唱曲者的咬字吐音这方面，对我来说，一直是很难的。您认为这是学昆曲最难的一部分吗？”

“其实学昆曲并不难，只要下工夫就行。但重要的是，必须找到搭档才行。”充和一边说，一边微笑着。

“喔，”我忍不住说道，“但我发现您的《曲人鸿爪》除了收当行曲人的书画以外，还收了不少纯学者的书法，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认为曲人也应当包括从事曲学研究的学者。例如，1956年胡适先生曾到加州柏克莱大学演讲，也顺便到我当时的柏克莱家中做客，他就坚持要在我的《曲人鸿爪》书画册中留字，因为他说，在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他曾经做了许多有关选曲的工作。所以，当天胡适就在我的书画册中用毛笔抄录了一首元人的曲子给我。没想到多年之后，胡适那天的题字传到某些读者中间，还引起一场很可笑的误会。最后，我和汉思只得在《传记文学》中发表一篇文章澄清一切。”

“啊，真有趣。所谓‘读者反应’的问题经常可以变得稀奇古怪。我会立刻去找您的那篇《传记文学》的文章来读。我一向喜欢做文学侦探，这个题目可以让我好好研究了。”

谈到这里，我忽然想到，还忘了问一个重要的问题。

“充和，我想换个话题。我曾听人说2001年5月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UNESCO）把昆曲定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和您这些年来在海外昆曲方面的努力有密切的关系。对吗？能不能请您说明一下？”

充和听了，似乎在回忆什么，接着就微笑道：“但你千万不要把功劳都归在我一个人身上，其他许多人的贡献也很大……其实UNESCO早在1946年就已经和昆曲有关系了。记得就在那年，UNESCO派人到苏州来，请国民政府的*接待，由樊伯炎先生（即上海昆曲研习社的发起人）负责搭台。我和一些曲友正巧被指定为UNESCO演唱《牡丹亭》的《游园》、《惊梦》。当天许多‘传’字辈的人都来了。我还记得，当时演唱的经费全由我们乐益女中来负担。”　。。

前言　　张充和的《曲人鸿爪》（3）

“啊，真没想到。今天大家都以为UNESCO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重视昆曲，原来早在六十来年前他们就已经想到昆曲了！”我不觉为之惊叹。

同时我也联想到，当UNESCO派人到苏州考察昆曲的时候，大战才刚结束不久。也就在那个时候，苏州的昆曲事业才从战时的凋敝中复苏过来，战前那种唱曲吹笛、粉墨登场的场面又陆续出现了。可以说，大约1946年，那些到外地逃难的苏州人才终于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的八年抗战期间（1937—1945），许多为了躲避日军轰炸的知识分子和曲人都纷纷逃难到了昆明、重庆等地区。因此，当时昆曲文化最盛的地区是重庆，而非苏州。讽刺的是，充和平生唱曲唱得最多的就是她在重庆的那几年。她经常在曲会里唱，在戏院里唱，也在劳军时唱。据她回忆，当年即使“头上有飞机在轰炸”，曲友们仍“照唱不误”。

大战胜利之后，充和又回到苏州，她和曲友们经常开曲会，重新推广昆曲的演唱，不遗余力。有时他们组织所谓的“同期”——那就是像“坐唱”一样的聚会，大家不化妆只演唱，但表演方式要比普通的“曲会”正式一些。同时，他们也参加上海地区的演唱活动。就在1946年，充和与俞振飞同台演出。他们在上海公演《白蛇传》里的《断桥》，俞振飞演许仙，充和演白娘子，充和的大姐元和则唱青蛇。

大约就在那时，充和在一个“同期”的曲会里写下了她那首著名的《鹧鸪天》词，题为《战后返苏昆曲同期》。词曰：

旧日歌声竞绕梁

旧时笙管逞新腔

相逢曲苑花初发

携手氍毹酒正香

扶断槛　　接颓廊

干戈未损好春光

霓裳蠹尽翻新样

十顷良田一凤凰

那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看来那么遥远，又那么亲切。在那以后，充和受聘于北京大学，教授昆曲和书法。1949年1月，她与丈夫傅汉思前往美国定居。半个多世纪以来，充和对昆曲的爱好一直没变，她继续在美国唱、吹、教、演，甚至到法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表演。通常由傅汉思教授演讲，她自己则示范登台演出。

这些年来，充和与她的家人一直住在离耶鲁大学不远的北港城。充和把北港的家称为“也庐曲会”；她所谓的“也庐”其实就是Yale（耶鲁）的意思，取其同音的效果。我以为“也庐”比“耶鲁”更有深意：它使人联想到陶渊明那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在她的“也庐”里，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书画家和曲人们都经常来访。例如，1970—1971年间著名的饶宗颐教授曾在耶鲁大学客座一年，在那期间他屡次与充和以诗词唱和，并交换书法心得。尤其难得的是，充和以美丽工楷为饶公手抄整本《睎周集》出版，其中包括饶公词作七十多首（乃和宋代词家周邦彦之作）。当时充和与饶公的合作还传为佳话，但饶公并没在《曲人鸿爪》中题字，因为他不是所谓的“曲人”。一般说来，来访的曲人，只要受过传统诗书画的修养，大多会在充和的《曲人鸿爪》书画册中留下痕迹。然而，近年以来，充和就只请人在她的“签名簿”中签名。但来访的人也经常赠诗给充和。不久前来自北京的郭英德先生（以研究明清传奇著名）就赠了一首七绝给充和，中有“幔亭余韵也庐会”诸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前言　　张充和的《曲人鸿爪》（4）

此外，充和不只精通诗书画曲，还是一位琴人。学者谢正光还在耶鲁当学生时，就去拜访过充和和她的夫婿傅汉思教授。大约1986年间，他又兴冲冲地带了一张从上海刚购得的古琴去请充和过目。因为卖古琴的人说是清朝的东西，谢正光想请充和确认一下。充和捧起古琴，朝窗前走去，捞起一个手电筒，往琴的龙池一照，惊喜地对谢说：“这古琴是明初永乐庚寅（1410年）二月所制啊！”前人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知音”者，盖斯之谓欤？后来，谢正光为了那古琴，找到了许多元末明初的有关诗文，甚有心得。至今他仍忘不了抱琴也庐，得充和鉴赏的情景。

在充和的也庐里，她也教出了许多昆曲方面的得意门生，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女儿傅以谟（Emma　Frankel）。傅以谟从小就学会吹笛，也唱《游园》中的曲子。充和《小园即事》那组诗的第九首写的就是这种富有情趣的教曲情境：“乳涕咿呀傍笛喧，秋千树下学游园。小儿未解临川意，爱唱《思凡》最后篇。”经过充和的努力调教，以谟九岁就能登台演唱了。

此外，充和最津津乐道的就是，1970年代后期，有一个叫宣立敦（Richard　Strassberg）的昆曲学生（其实，当时宣立敦已从普林斯顿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已在耶鲁大学执教）。宣立敦中文能力特佳，昆曲演唱技巧也极出色。直到目前，充和还忘不了她曾与宣立敦同台演出《牡丹亭》的《学堂》那一出的情景——充和演杜丽娘，宣立敦演杜丽娘的家教陈最良（并由张光直的妻子李卉演春香）。后来，宣立敦到北京去拜访沈从文先生，向他幽默地说道：“在台下充和是我的老师，在台上她是我的学生。”引得从文先生大笑不止。

今年充和已达高龄九十七，但她还是特别喜欢学生。因此学生们经常到她的府上（即“也庐曲社”）拜访她，并向她请教书法和昆曲。最近重阳节，我带了四位耶鲁学生去看充和（我的耶鲁同事康正果正好也在那里）。那天充和兴致很高，不但示范书法，让学生们欣赏她为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心刚写成的“三槐堂”书法，而且还亲自唱《游园》，令学生们惊叹不止。临走前大家依依不舍，大伙儿一起朗诵李清照那首著名的重阳《醉花阴》词：“……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其实，充和每天仍像“学生”一样地努力学习。可以说，习书法和唱昆曲已成为她怡情养性的方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了。顺便一提，我之所以特别欣赏充和平日练习书法时所留下的断简残篇，乃因为她那些残缺不全的书画有时比一些“有意为之”的作品来得更潇洒不拘、更富情趣。上个月，我就特意向充和要了一幅她在练字时所挥洒出来的签名习作（是从废纸中找出的）。我把它当至宝来珍藏，以为它得来不易。

因此，这也使我联想到，充和所收藏的《曲人鸿爪》书画册也大多是曲友们（他们都是文化人）在纵情唱曲之后，所留下的一些不经意的即兴作品。惟其“不经意”，所以才更能表现出当时曲人和文化人的真实情况。无论是描写赏心悦目的景致，或是抒写飘零无奈的逃难经验，这些作品都表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人文化的流风余韵及其推陈出新的探求。可以说，《曲人鸿爪》中那些书画曲词的精致片段也就直接构成了张充和女士与众多曲人的那种独特的“世纪回忆”。

代序　我和张充和的曲缘

我和张充和女士的曲缘，要从二十八年前说起。

那是1981年的4月间，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刚建成一座仿造苏州网师园的明轩（Astor　Court），一切就绪，只等几个星期后向外开放。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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