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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可是，这时他意气已尽，无心再图进取，回来后第3　天，便率司令部渡过乌龙江，撤退到莆田。接着又继续南撤，形势急转直下，十九路军的部队跑的跑，降的降，诞生不足两个月的福建政府就这样迅速地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了。

我来到福州仅一个星期，便亲眼看到这个反蒋政权的灭亡，不胜惋惜。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他们不过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之所以反蒋抗日，无非是为了避免在反共内战中损失自己的力量。他们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不知道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广大士兵，其失败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大好形势，积极帮助并领导他们，使这个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发展，这样，不但是粉碎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也会更快地发生变化，抗日高潮会来得更早。可是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竟把这个有利时机错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在蒋介石猛烈进攻十九路军，福建政府摇摇欲坠，亟需红军支持的时候，“左”倾错误领导却不让红军打击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反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这样就使蒋介石在消灭十九路军后，得以从容驱军南下，继续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致使苏区大部沦丧，中国革命战争濒于绝境。所以说，“左”倾错误对福建事变的政策，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回忆及此，不禁联想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当时，我曾经跟随周恩来同志去西安，参予了我党代表团的工作。同样是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抗日势力发动的政变，同样遭到反动的亲日派的武力威胁，也同样产生过动摇。可是事情一落到毛泽东同志手里，处理便完全不同。一方面，为了停止反共内战，迫蒋抗日，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粉碎了亲日派企图扩大内战，以利日寇进攻的阴谋，促成了国内和平的实现；另方面，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要求，当亲日派何应钦廿万大军兵临潼关威逼西安，张、杨表现动　　摇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立即调红军主力开赴蓝田、商南一线，壮其胆而振其气，克服了张、杨的动摇。谈判结束，为了防止亲日派制造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又立即命令部队以一夜140　里的速度撤离了前线。一进，一退，高度表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在上述两个方面，防止了“左”倾盲动和右倾的错误，终于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伟大局面。

对待福建事变的政策，是“左”倾错误在革命任务与阶段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产物。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因而对那些可能争取和孤立的中间势力，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并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左”倾错误和其他错误结合一起，就使中国革命遭到空前的损害。而毛泽东同志从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了各阶级的关系，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一整套的英明政策。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上述对待两个事变的政策的对比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论皖东武装磨擦（1940年）

在今年3　月以后，皖东我新四军曾与皖东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队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武装冲突。事实的经过，外间知其真相者甚少，特略论如下。

我们所说的皖东，是指淮南铁路以东，淮河以南之安徽所属地区，有津浦铁路纵贯其间。淮南津浦两路，均为敌寇所占，如是又将皖东分为津浦路东与路西两个区域。在皖东各县城及所有村曾为敌人占领，受遭敌寇的蹂躏，至今除开定远、含山、和县县城没有敌人，来安、盱眙县城被敌人占领，经我新四军收复以外，其他如凤阳、滁县、全椒、嘉山、合肥、天长、六合、仪征、江浦各县城与各重要据点，现仍为敌人所盘驻。即是说皖东曾为沦陷区，虽经我新四军四、五支队2　年来艰苦作战，虽收复失地，至今皖东的四边及纵贯中心的津浦路，仍有敌人，并且时常出来扫荡我军，烧杀和掠夺人民。

我新四军四支队活动于津浦路西地区，五支队活动于路东地区，并有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活动于无为地区，这是2　年前安徽前廖敌主席正式划归我们新四军驻防作战的区域。在这区域之南为长江，隔岸与我新四军军部及一、二、三支队相望，在淮河北岸，则有六支队活动并与山东苏北之八路军活动地区相联。所以，皖东为联系我八路军与新四军之枢纽，又为大别山之前卫，我军必须坚持在皖东地区活动。

我新四军四、五支队来到皖东驻防抗战，已经2　年多了。当　　我们来到皖东时，直至最近，没有任何其他的正式国军到皖东来，到最近才有江苏的八十九军三十二师之一旅及预备旅到皖东盱眙天长地区。在很长的时期，除地方游击队外，只有新四军四、五支队在皖东坚持抗战。我军曾几次粉碎敌人对皖东的扫荡，收复来安、盱眙县城，经过大小400　余战，虽然我军伤亡巨大，但是收复了不少的失地，保卫了皖东人民。我军在皖东并且诚意的执行了统一战线原则，诚意要与友党友军的人士共同来建立皖东民主的进步的抗日根据地。我军为尊重行政系统起见，当每次收复失地之时，所有行政人员均由省政府委派，即一乡保长，我军亦从未委派和保荐过。其他一切行动及与友党友军接触，均无不小心谨慎，务求团结抗战，能达于美满之地位。但我军这一切努力与顾全大体的行为，均被反共派顽固派误认为软弱可欺的表现，给他们以反对我军、破坏我军，进行磨擦的机会。而皖东的反共派、顽固派、投降派分子的活动，就更加猖狂起来。

首先，来到皖东的行政党务人员，大多是经过选择与上过磨擦课的专家。他们来到皖东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我军进行磨擦。他们曾召集乡保长会议，要乡保长动员人民控告本军的所谓“不法行动”，他们伪造出千百件情报去蒙蔽上级，他们禁止人民援助本军抗战，不许人民为本军抬伤兵、买粮及运输。他们禁止人民参加本军抗战，他们向人民说：“谁参加新四军的，就要烧谁的屋子，杀谁的头。”因此本军官兵家属被枪杀蹂躏者不下数百人。他们到处断绝本军与其他方面的交通。曾有某机关之密令谓：对新四军之少数来往人员可以逮捕枪决以不了了之，不以上闻云云。因此本军交通及来往人员被逮捕、枪决、暗害、失踪者已有数十人。他们禁止人民参加本军所召集之民众会议，禁止人民接近本军，禁止人民阅读本军所出版之书报，禁止青年投奔本军，禁止本军伤残退伍官兵回乡居住，并逮捕拷打驱逐他们。本军江北部队系大别山及豫南内战时之游击队改编而成，因此本军不能不在大别山及豫南设立留守处，照顾我们历年来伤病残废官兵及官兵家属，然　　此亦不能见客于反共派，于去年冬初首先袭击我豫南竹沟留守处，屠杀我伤病残废官兵及官兵家属100　余人，我军为此曾派交际科长王恩九同志前去与当地确山县政府交涉，王同志亦被该县常备队所杀害。我军在经扶之留守处，也于今春被包围袭击，死伤数十人，至今我数百伤残官兵及官兵家属无家可归，露宿山谷旷野之间。至于他们在民众大会造谣诬蔑辱骂本军，则更不知几几。本军对此横逆之未，一贯忍辱退让，不与计较，除开交涉向上级请求制止外，本军对于这些无法无天之行为从未尝予以还击。但这并不停止反共派顽固派对本军之攻击。

事情发展到最近，是愈加恶化了，反共派顽固派已开始对本军进行武装攻击，企图用武装歼灭本军，如是发生大规模之武装磨擦。

反共派顽固派在今年春即在皖东到处宣传，要驱逐本军出皖东，说本军将奉令调江南，甚至某些区、乡、保长也以高傲命令的口气向本军说：你们南调，你们倘若不走就打你们！如是要本军南调之空气弥漫于皖东。

当时我们想，反共派顽固派的目的，是企图消灭本军的，本军是不能如反共派顽固派的愿望南调的。因为：（一）本军在皖东抗战已有2　年，皖东敌人还时出造谣，又还没有其他的国军到皖东来，本军保卫皖东的成绩也并不坏，那为什么还要本军南调呢？本军可以到江南抗战，难道就不能在皖东抗战吗？如有别的国军队可以来皖东抗战，本军在皖东地形、敌情已经熟悉，为何又不能在皖东抗战呢？留本军在皖东抗战，比本军南调及调别的军队来皖东均来得适宜，那又为什么一定要本军南调呢？因此“醉翁之意”已不难明了。（二）江南京芜地区狭小，本军军部及一、二、三支队均在江南这一地区，还有国军十多个师也在京芜附近，江南抗战部队不独嫌过少，且嫌过多。本军一、二、三支队在京芜狭小地区内游击已不能回转，若本军江北部队再行南调，则简直无法活动，若敌人出击，反共派顽固派对本军不讲客气之时，则　　本军全部均填炮坑无路逃生，因此本军绝不能照此行动。（三）本军四、五支队均系大别山及豫南两淮健儿，现大别山及豫南周围均有敌人，本军已丢弃了自己的家，自己的根据地，这还不足，还不让本军在皖东立足，必欲逐本军出皖东而歼灭之。当然为本军将士所极不愿意，本军首长也不能不顾及这种情形。（四）长江天险为敌占驻，军人来往阻碍尚多，大军南渡更不可能。自长江被敌占后，至今尚无任何国军大部队南北调度者，而必欲本军于此时南渡，实为不近情理之言。综以上这4　项，本军无法南调，本军早已申明：虽有明令，本军也不能南渡。然而这就成为反共派顽固派进攻本军的资本，说本军不愿执行命令，“所以该打”。从这以后，就形成了反共派武装进攻本军的全部思想。

从今年一月份以后，皖东五区专员李本一所指挥之第十游击纵队，安徽省政府皖北行署（驻定远）主任颜仁毅所指挥之第十二游击纵队，前五区专员赵奉藻所指挥之第二十游击纵队，定远县长吴子常所指挥之常备队后备队，及皖东地方顽固土劣谢少臣、王桂东等，就不断向本军小部队进攻，俘捉我军人员，围缴我军小部队的枪支，逮捕枪杀我军官兵及家属，掠夺我们布匹资财之事，已几数起，捆绑我军人员在街上抽打示众，说谁还当新四军的请看榜样。并逮捕我军女同志剥脱衣服游街，我军官兵家属之妇孺及60余岁之老父亦有被杀者，甚至侮辱到我高级军官之家属。就我张云逸妻室小儿近从江南来到江北，携款7　万元，也联同护送人员20余人，长短枪11支，在无为县之襄安被当地保安第八团所逮捕，至今尚无下落，我军派出交涉之人也被扣留，事变是一天一天来得严重。至2　月底，乃在滁县县长樊公纯领导之下，滁县常备队及后备队千数百人开始向我在滁县驻防甚久之第七团武装进攻了。

起初，滁县常后备队向我七团部队攻击，捉去我17人，缴去枪16支，我未还击，向该县长交涉还枪还人，县长置之不理。次日，该县长又指使数百人向我攻击，我仍未还击。第3　日又向我攻击，并不还我枪支及捕去之人员，我忍不可忍，乃子还击，且将其击溃，并缴来枪支30余支，当即送信给县长与专员李本一，声明我军还击之原因，请将捉去我军人员、枪支发还，我也照还滁县常备队之枪支。但李、樊等仍置之不理，并借此扩大冲突，并动员其游击纵队调集五区集结，常备后备队数千人，向我七团进逼不已。我见事态有扩大趋势，仍于3　月7　日派人转信（附后）向李本一交涉。声明我愿将七团调离滁县县境，避免冲突，并愿交还所缴滁县常备队之枪支，但愿李也交还我军枪支人员及物品。但李仍不愿口口口口□，置我提议于不顾，并乘我七团调离滁县之际，于3　月7　日乘虚调集两千余人配合由北面西面而来之颜仁毅、吴子常之部队，三面合击我驻无恙之指挥部及四支队司令部与我后方医院。杀我死伤数十人，至使我军乃不得不下决心给以坚决之抵抗。首先在界碑集附近，击溃由东而北向我指挥部进攻之李本一部千余人，再击溃由北面口口□方面而而来之吴子常部五六百人及由西面高塘集方面而来之颜仁毅部千余人。因此，乃发生大规模之武装冲突。自此以后，我指挥部难保无恙，但颜、李、吴、樊各部即不断进袭我军驻各地之部队。当我驻定远红心铺之部队为敌寇袭击包围，我军经过定远附近前去救援红心铺之时，县长吴子常派队袭击我军，因此我军对各地进袭我军之部队，不得不予以坚决之还击，直至将颜仁毅、吴子常所部大部击溃，无力再行进袭我军，冲突始得适当停止。

在冲突中缴获了颜仁毅、吴子常及李本一的不少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证明反共派顽固派进攻我军之目的，是企图完全消灭我军，并且有长期的布置和计划。我军幸而未遭其毒手。兹将这些文件摘要如下：1　月21日行署主任颜仁毅致其廿队长密电云：“对于某部（即新四军）表面尤宜极端和平，兹定办法如下：遇见其着便衣之队伍，以其作土匪名义剿之，我也派便衣队假装民众或假装土匪袭击之，暗地着便衣参入民众内面围剿之”。又云“无论用何种办法前往剿办时，不可使其知道系我们的部队，并且来去不可同道路”。“此电看后即付火定铎子马戍”云云，下有颜之刻章。由此看来，我军小部队之屡遭攻击，及我军人员之屡被逮捕，是有这些反共分子命令之下发生的。

颜仁毅又在3　月2　日午后子时的命令上面说：（一）嘉凤、定远近日发现冒充军队之“土匪”（此为对我军之重大侮辱）。（二）本部为巩固后方计，奉令“肃剿”。（三）各部之任务分别于左：1　、第一支队（除派一大队归吴县长指挥外），其余应控制于二十墩、宋府集、孙家岗之线，将定远本乡“土匪”肃清。2　、吴县长掌握之一大队于徵日推至张桥左翼与第一支队联络，右翼与谭家巷第二支队联络，发动民众“肃清”定远东南乡之“匪”。3　、第二支队归李大队长，口口推至谭家巷左翼与吴县长联络，右翼与本支队联络，肃清大桥（我指挥部所在地）方面之“匪”俟，与莫支队长取得联络后，再“会剿”口口王回岗、界碑集（即我各军后方机关所在地）之“匪”。4　、第二支队（缺第三大队）县特务大队及步炮两门于江日护送点验委员至界碑集，再联系其行动指挥谭家巷之李大队长“协剿”大桥、王回岗、界碑集、得胜集（我后方医院所在地）之“匪”。5　、凤阳县长在本部“南剿”定远东南乡“股匪”时，应与本部驻扎孙家岗之第一支队取得联络。6　、王英珊全部（重机枪连、步兵炮、特务中队归该员指挥）控制于高塘镇。（四）各部“肃剿”方法必须以政治与军事并进。（五）（略）。（六）（略）。

注意：此密电只发至县长及大队长上，中队长以下用口传达。

司令颜仁毅（私章）

由此看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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