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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7　月），第　235—288　页；和　R。G。蒂德曼：《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区的事件》，《现

代中国》第　8　卷第　4　期，第　395—433　页。

③对这个多山社会的分析，见斯蒂芬？艾夫里尔：《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拓》，《现代中国》第　9　卷

第　1　期（1983　年　1　月），第　84—126　页。

①青镇旧时属桐乡县，隔河为吴兴县的乌镇；二镇今合称乌镇，属桐乡县——译者。

如此种种的民众流动是没法计算的，但是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无疑是

有增无减。对外贸易的增长、城市职业的增加和交通运输的改进，都促成新

的暂时迁移。例如，　１８８２　年有　７００００　中国旅客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有　７３０００

人购买船票从上海到宁波。２０　年以后，这些数字约增加一倍；而到　１９１０　年，

有宁波旅客　４６７０００　人到上海，４７００００　人从上海回宁波。即使考虑到原乘帆

船的旅客改乘轮船，这些上升的数字也能说明，有更多的人在流动。①

这种种人口流动，首先，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其次，影响了全国各

地。与世隔绝的村庄越来越少。到城市寻找工作，不一定通过逐步上升的城

镇等级制的市场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流向城市，形成新的联系渠道，

而城市商人则与农村关系更为密切——为农村手工业供给原料，购买农产

品，并像其他富裕的城市居民一样购买农业土地。

第三，这些人口流动影响了社会结构。城市工资劳动者，不论男女，在

他们的乡村家庭里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增加了家庭收入。与此同时，

逃避农村贫困而外出，意味着始料所不及的流离失所、家庭破裂、卖妻鬻儿

和受人摆布。我们无法描绘他们趋向贫困的简单过程。但是，在一些租佃率

高的地区，租约每每对租佃人不利。例如，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在广东东部，农

民在坏年景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很少有减租的权利。到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一些农民仅按照一年的口头协议租地耕种，毫无保障可言。在长江下游，租

局在辛亥革命后遍布各地，押租逐渐普遍，短期出租增加。政府政策前后不

一，有可能增加关系紧张，如在浙江，１９２７　年通过减租条例，然后又宣告无

效。①同时，暴力活动增加和民众流动，两者都削弱了从前由庇护人－依附人

关系和村社网络所提供的保护。

不稳定不宜于数量比较。然而，我们注意到，１９　世纪中叶的社会动乱是

在人口激增、通货紧缩、政府资助的主要水路运输和河防以及抗灾系统毁坏

失修的时期出现的。在清代最后　１０　年和民国初期，经济膨胀和改革又进一步

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在民国的后半期，因经济困难和战争而导致的不稳定

越来越频繁。人人的生活都更少保障。

传统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在商业化导致商人与有功名的士绅之间的正式区别最终消失时，名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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