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按职业而更加分裂了。新的差别渐次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名流之间出
现,一如城市名流和乡绅之间的差别一样。武装力量常常是农村名流地位的
更重要的支柱。的确,在某些军事化的农村地区,地方名流几乎限于控制民
团的人物;②而在中心区域,财富多半仍与武装分离。已不再有可以用功名或
财富的单纯标准限定的大体上一致的名流阶层。
名流分化,伴有组织上的多样化。随着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更多的接触,
中国的城市生活也经历了名流管理的不逊于国外的事业的发展——以蒸汽和
(或)电力为动力的制造业、运输和通讯,流通资本、劳动力和意见的更开
放的市场,社会管理事业(教育、公共卫生、警察、灾害控制、司法行政),
乃至政治活动。中国城市名流吸收他们认为有用的西方办法,以革新和加强
中国类似的、可能是历史悠久的事业。
这些趋势是在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攻击儒家社会价值观的背景下出现
的。这一攻击由城市知识分子领导,是对家庭专制全面挑战的一部分,而以
解放妇女和青年发难。
妇女已慢慢获得较高的地位,并能参加比正统道学家所允许的广阔得多
的活动。16 世纪以来,名流家庭里受过教育的妇女数量不断上升。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浙江地方志记载了妇女的公益捐献;某些名人传记表明,她们在家
庭事务和地方事务上都起强有力的作用。比较贫穷的人家的妇女比名流妇女
起着更有决定性的经济作用,在家庭以外也更为活跃。19 世纪初,妇女在海
盗船上战斗,有时还指挥海盗船。她们在异端教派中占有领导地位,并参加
暴乱。珠江三角洲经济独立的女织工建立了她们自己的组织,甚至终身不嫁。
到 19 世纪末叶,对妇女的限制甚至在富裕家庭也慢慢松弛下来,但是,
妇女在户内而不是在户外从事适当活动的社会习俗,仍然是阻止她们担任公
职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冲破这一种障碍的动力来自国外。传教士提倡开办女
校,反对缠足。外国的观念和事例提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新形象,民族主义
和自由的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梁启超在 1896 年著文谴责这一窒息中国妇女
①肯尼思?福尔松:《幕友、幕宾和幕僚》;寇尔:《绍兴派系:清代末叶的一个垂直行政派系》,《现
代中国》第 6 卷第 3 期(1980 年 7 月),第 317—326 页。
②见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218—275 页。
的罪行,是最早的这类文章中的一篇。反缠足运动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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