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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70　年）。关于女子在地方事务和家庭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事例，

见寇尔：《绍兴》，第　94—96　页。关于女暴徒的事例：罗克珊？普拉兹尼阿克：《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

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　年），第127—131、142—149

页。关于女海盗：迪安？默里：《清代中叶的海上抢劫：组织特点的分析》，《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8

期（1982　年　12　月），第　7　页。又见《剑桥中国史》第　10、11　和　12卷索引中的“妇女”条目。

②中国青年背叛家庭制度，文学作品中提到的比学术专著要多。见李欧梵：《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剑

桥中国史》第　12　卷。

①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　年的王伦起义》第　161　页指出了这种共同价值框架内的竞争方面。

派直到民国时期仍很活跃。②关于秘密帮会，有稍微好一些的证据。最初建立

于清初的三合会，把活动伸展到华南和西南内地，并与　１９　世纪初的鸦片买卖

和其他走私活动有关。鸦片战争时，三合会在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区进一步扩

大。哥老会大概在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或　６０　年代出现，成为长江流域最有势力帮

会。还有几个新的会党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建立于浙江。①对地方上的研究也表

明，到民国晚期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在淮北引起了大量的帮会、教派、帮伙、

联庄会的建立。

因此，人口增长和商业化看来可能促进了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内的组织

活动。社会动乱起了产生新组织的催化剂作用。这样的激增很重要，因为虽

然暴乱和对抗可能自发地出现，但是，社会动乱当先已存在的组织卷入时，

就可能更为频繁而持久。无论帮会还是教派的卷入，固然会增加动乱的可能

性，但也能起到使动乱保持在限度以内的作用，因为两者既为政府及其追随

者补台，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紧张关系。在形势不稳定时，这些组织的常规

以及它们经常的非法活动的内在逻辑，往往会把它们从边缘地位推到反叛官

府，而不是与官府共处。然而，它们的成员与现存秩序有着太多的联系，或

追求这种联系，并且与它共有过多的价值观，以致不能完全抛弃或长期脱离

现存秩序。

所以我们认为农村的动荡是多方面的，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

它们的目的很少在于政府和社会的革命性重建。提出来阐明民众运动的理

论，已经强调了许多不同的方面。②从　５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末，支配中国史学界

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强调农民反叛者的阶级觉悟，指出贫穷、经济不

公平与社会压迫是反叛的原因。直截了当的经济解释可以说明一连串抗租、

抗税的反叛，诸如与上世纪　４０　年代道光朝紧缩通货相关的造反，清末通货膨

胀和征收新税触发的城乡风潮，或　３０　年代经济萧条时的抗税活动。然而，集

中注意力于阶级觉悟和压迫，忽视了相反的史料和农村动荡的复杂性。在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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