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才能支持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裁定,土耳其基马尔帕夏的民
族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并积极支待它。下一个是中国。大约
在辛亥革命时,列宁就认为孙逸仙卷入的政治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莫
斯科的主要中国政策就这样形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
联盟,共同奋斗,莫斯科援助这项事业。由共产国际负责执行计划。
莫斯科的第二个计划是直接做北京政府和各个军阀政权的工作。①革命工
作的基本原则就是把敌人减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
度。列宁在 1920 年的文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解释了
他的思想,即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分歧和利益冲突,寻求与群众联盟的一
切可能。(斯大林在 1924 年的著作《列宁主义基础》里作了类似的论述。)
因此,在 1917 年 11 月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尽管他们的权力基础还不稳固,
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势力和外部干涉的扰乱,但他们有责任以某种方式与邻国
结盟,或者撇开这点,至少同那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使它们与莫斯科的敌
人,即反对革命的俄国军队和日、英及其他干涉国断绝关系。此外,甚至北
京政府和军阀也能在受民族主义感情驱使他们与日英帝国主义对抗的范围
内,扮演配角。按最大限度减少敌人的说法,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的主意看
来确有希望。苏联政府本身对此承担了责任。
简言之,莫斯科试图以双重接触的政策来支持和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势
力:通过第三国际帮助中国的革命力量,同时通过苏联政府促进与中国革命
力量的国内敌人(如北京政府和军阀们)的友好关系。
十月革命后,苏俄立即主动接近北京政府,并呼吁恢复外交关系。然后
在 1919 年 7 月,苏俄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果敢地宣布终止对庚
子赔款的权利,并准备放弃旧沙俄在中国的一切其他权益;接着在 1920 年 9
月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两个声明放在一起称为加拉罕宣言。加拉罕宣言在
①关于苏联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参考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和梁肇庭:
《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 年》。
紧接的后五四运动时期来临,当时收回权利运动在中国正接近高潮,这项宣
言在中国朝野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但它留下了主要的中东铁路问题没有解
决,苏联干脆地拒绝放弃它。1922 年,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越飞开始在北京
讨论恢复外交关系。(当时他在北京从后藤新平那里接到访问日本的邀请,
他在日本恢复苏日外交关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后来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
子,并于 1937 年自杀①。)接着在 1923—1924 年间,加拉罕在北京主要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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