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政权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
们都反对社会革命,都害怕共产党,都对动员农工表示怀疑。但是,它们的
利益有时也相互冲突。1927—1928 年,当南京政权采取恐吓、敲诈和绑架的
手段为北伐最后阶段筹款时,资本家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实情。1935 年,政府
又剥夺银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仅仅凭借发行新政府债券,迫使私有的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受这些债券充当资本,孔祥熙一举使政府成为两家银
行的大股东。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金融
机构;截至 1937 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 70%。①这些金
融策略,有效地结束了银行家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无疑
地表明,是南京政权控制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权。
地主的长远利益也常常与南京政权的长远利益相冲突。这些地主通常希
望维持乃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组织民团,开办学校,经办工程等地方
项目。他们也收税,表面上用于支持这些事业,可不知有多么大的部分税收
落入了地方士绅的腰包。形成对照的是,南京政权竭力扩大其控制,继续不
断地把它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推行到村。例如,已提出的税制改革预示
要恢复对地主拥有的土地的税收,而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以来,这些土地
是不为税收官员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试图把它的干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职位
上,同样预示着要把地方士绅逐出能带给他们权力、晋升和财富的位置。②
因此,在南京政权和这些地主之间,在利益及目标上有着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 10 年,这些矛盾引起的冲突常常被缓和下来,要么也仅
限于局部,因为当时南京政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产党和日本的问题
上,而不在地方行政问题上。因此,在这 10 年当中,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关系,
可以说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但是,径直把阶级性质归于国民党政权,
而不提它与地主及资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质。因为它首先
②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98、507—508 页。
①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第 161— 207 页。(译者按,此书
有中译本,题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蔡静仪译,李臻校,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 7 月出版。)一项最近的研究详细地表明,上海地区纺织厂主对于国民政府决非无能为力,但是他们也
不控制政府。见里查德?布什第三:《国民党中国的工业和政治:国民党政权与长江下游的中国纺织厂主,
1927—1937 年》。
②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67—242 页;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诸问
题》,转载于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 284—298 页。
依赖的是军队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国民党政权并不在
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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