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中去。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
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
央失去联系。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
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1928 年 6 月 4
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信六个月后才到达。湘鄂西的贺龙
直到 1929 年春才获悉“六大”的决议!第四,在中央领导层内,宗派主义特
别是陈独秀“右”的影响依然存在。随着 1927 年下半年多次失败后,形势恶
化,巩固党组织的希望益发渺茫。②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 1928 年 6 月至 7 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责成
新的领导(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过法国和俄国)恢复党的下列路线:
党必须通过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并进入领导层来实现无产阶级化。这样做不应
以牺牲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代价,如允许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存
在,上述情况就会发生。要抑制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
育和培训,同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党和党员的安全。在很分
散的农村根据地,应尽一切努力唤起广大群众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苏
②刊载在 1925 年 2 月 3 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
年》,第 269—271 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80 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24 页。
①散见各处的中共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向。例如,《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62 页上的党员数字。一般认为,在所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反之,许多中
共党员离开城市去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是城市出
身的。
②1929 年 2 月 8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集》(竹
内实编),第 2 卷,第 25、28 页;《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603—614 页。
维埃运动。群众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风的正确性的主要标准;盲动主义和命令
主义容易失去群众支持,被认为是错误的。在根据地,共产党人本身只应作
为思想上的领导者从事活动,不应作为苏维埃的行政人员,以便给群众以权
力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不是监督党本身。①
遵照这些决议,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骤加强了中央的领导。虽然六大表现
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
的隔阂,但是他似乎没有形成敌视知识分子的立场。李维汉、邓中夏和在河
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坚定的支持者,人们很难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②
起初,对李立三领导地位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会领导人,对他来说疏远其知识
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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