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部分最新章节，第4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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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佃农的利益，这项政策使佃农同地主之间的纠纷增加了。由于这一不幸

的插曲（在这唯一由当局进行土地改革的省份，这项改革失败了），我们获

得了阐述有关佃农问题第二点的重要证据：虽然风潮和叛乱是罕见的，但纠

纷和诉讼却并非如此。尽管纠纷和诉讼很少恶化为暴力行为，它们却阐明了

地主与佃户之间关系的性质。很少有例外，只有地主表达他们的观点，然而，

从他们常常是冗长的反诉中，我们却得以抓住双方争执的原因。

政府决定减少地租　２５％，引起地主多次抱怨和请愿。他们一般不愿说出

自己的身份，而常署名为“国民”，甚至直截了当地自称“野农”，或“县

农民代表”。①有一些请愿书声称有几百人签名，其中肯定有一些是地主的代

理人、亲戚和狗腿子，因为在这个区，地主的人数可能少于请愿者的人数。

另一方面，另一些申请书只有当地乡绅的例行代言人（区长、副区长和民团

团总等）的签名。但是，几乎毫无变化的是请愿书的内容；用相同的词汇表

达完全相同的观点，并且使用相同的陈词滥调，如同循环传递的模型一样（就

像　１７８９　年春法国三级会议开幕前用来炮制“发牢骚的笔记本”或不满的清单

的那些东西）。我们在这里所接触到的显然是预谋的进攻，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反击。

浙江的地主们在他们的抱怨之中，小心翼翼地不对二五减租的原则提出

疑问。他们只是声称这一措施与地主和佃户之间关系的恶化有关；佃户中的

坏人——“奸佃”和“恶农”——正利用这一法律，施行远高出　２５％的减租，

或者甚至干脆完全拒绝交租。不良佃户经常为“痞徒”或无业游民所操纵，

并得到传统的或（更为经常）新设立的官方领导人和组织——村长和村委员

会，农民团体和当地国民党分部——的支持。

①关于以下几段，参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的三个档卷：1—2—1001和　1—2—1002，题为《浙

江各地农民抗租斗争》（1927—1930　年）；2—2—1129，《浙江各县呈请取消施行二五减租以免纠纷》

（1931　年　11　月—1934　年　6　月）；诺埃尔？R。迈因纳：《国民党中国的农村改革：浙江减租个案，1927—

1937　年》，载陈福霖编：《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1927—1949　年》，第　69—89　页。我对

孙修福先生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给我的帮助表示感激。

地主们特别对负责仲裁因实施这一法律引起的诉讼的佃业仲裁会不满：

他们指责该会一贯偏袒佃户，对地主粗暴并加以恫吓。他们暗指这些仲裁会

（也就是“调解会”）鼓动佃户拒绝收成调查，而提出他们自己的估产，甚

至在丰收的　１９３０　年使用歉收的　１９２９　年和　１９２８　年的粮食收成数字；仲裁会鼓

励佃农以粮食交租时使用小斗；并在地主不给他们签订新的租约前不交地

租，等等。被这样剥夺了合法利益的地主们，在这个曾经富足但现已受到破

坏的省份已不再可能履行交税的义务了：在结束他们的诉苦和悲叹的请愿

时，他们常常向官方暗示这种威胁。

南京档案馆保存的来自国民党地方组织，甚至省政府的某些官方文件，

逐一驳斥了不少地主们的请愿书中的陈述。然而，地主们的反诉并非全然毫

无根据。相当多的并不完全理解新法律条款的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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