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
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
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
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
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
一种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
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
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
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那个捷胜的官
员曾处决 100 多位农民,并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强迫他的父亲和兄弟亲临
刑场。一不做二不休,有时亲兄弟被迫处死亲兄弟,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
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
5.地方主义的动机。复仇者们就这样对官员和地主以牙还牙,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由彭湃和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煽起的行动不可否认成功地
激起了阶级仇恨。但是,正如 1927 年至 1928 年冬在海陆丰所表现的那样,
这种复仇需要被压迫阶级报复的气味少于不久前氏族或村庄血仇的气味。它
使曾挑起红旗会和乌旗会之间冲突的敌对和报复的传统永远存在下去。精心
安排的折磨和吃人肉只是以相似的方式,重复这些冲突的记录所一再证明的
做法。①这样的记录决没有被“现代的”农民运动所打断;恰恰相反。宗族和
社区的领导人通过恢复他们传统的组织,作为对共产主义者到来的反应。他
们甚至利用这个机会来和对手或可恨的邻居算旧帐。但是这些自觉的反应和
蓄意的考虑,与自发的对共产主义斗争的评价相比,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
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冲突(或者说最熟悉的冲突之一)——红旗会和乌旗会之
间的地方战争——的一段新的插曲。 1928 年 1 月当革命军打着它的红旗从
海丰出发,经过陆丰的一些村庄时,受到包括地主在内的所有人的热情欢迎。
这些村庄是属于红旗会的,他们款待自己的伙伴,确信这是来帮助他们反对
②雅克?普雷韦尔:《谈话集》,第 7—18 页。
①彭湃:“阶级正义与受审判的人无关;这是内战中的必要措施。”圣茹斯特在国民公会上说:“你们在
这里不是给一个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过一项国家紧急措施。”
①关于旗派、氏族和地方主义,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518— 521、777—783、
827—828、848 页和各处。
依靠乌旗会的敌对的村庄的。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斗争的情况怎样呢?的确,有时地方上的冲突和相邻
社区间长期的对立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对抗。让我们考虑一下 1926 年 1 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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