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部分最新章节，第5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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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陆丰模式的复制品，尽管其环境和规模有明显的不同。现在，让我们来

观察它们的某些连续性和特殊性。

特殊性之一是民族主义的作用。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最有决定性的进展是

在中日战争期间取得的，也是中日战争的一个结果。①但是，共产党抓住了外

国入侵带来的天赐良机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农村苏维埃、中日战争和内战

这三个时期之间的基本连续性。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代，共产党人都

把注意力放在地方问题上，并试图满足农民最紧迫的要求。在　３０　年代后期，

当中国农民集结于抗日领导人（他们正好是共产党人）的旗帜下时，农民们

对国家本身的解放并不像对保卫地方安全那么看重。在战争开始时普遍存在

的形势下，这种要求已成为他们最紧迫的需要。即使在那时，不安全也远非

普遍的：农村中国的广大地区仍然未受到战争影响，而那里的农民不很关心

抗战。然而，在与侵略者直接接触的地区，紧迫和恐慌的心情易使当地民众

聚集起来支持第一个到来的斗士，只要他是坚决的。而共产党人无疑是坚决

①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793　和　904　页。

②见本书第　4　章（陈志让著）、第　12　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第　13　章（苏珊娜？佩珀著）。

①查默斯？A。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　1945　年》。虽然我在这段中

说明我不同意约翰逊片面强调共产党农民运动的民族主义因素（与社会因素相对立），我认为《农民爱国

心与共产党政权》是我们领域内发表的最引人兴趣的著作之一。

的。他们还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用上述确认具体苦情和目标的重实效的观

点，保护农村穷人的社会利益。②

如果保护农民反对当地剥削者或日本侵略者是运动过程的第一步，那么

这一步本身则从属于军事控制这一更基本的先决条件。１９２３　年在岳北（湖南

衡山县）建立的农会是最早的农会之一，像一年前海丰的农会那样，它起初

能“在统治和权力的空隙中”成长。但它并未持续多久；当互相抗衡的军阀

之间的地方战争以更敌视农民运动的一方获胜而告终时，“空隙消失了——

农会也消失了”。③大约　１０　年以后，“川北苏维埃的命运……随着四川军事

政治的波动而盛衰”。①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参与了军阀的政治游戏，一种每个

追逐权力的人必玩的游戏。他们非常正确地把军事力量看作是取得政治权力

和执行改革计划的先决条件。②无论到了什么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能够

站稳脚跟和扎下根来，不得不依靠暴力。那么，这就难怪共产党的农民运动

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主要不在那些剥削最严重和社会关系最紧张的地

方，而在政治或战略条件有利的地方。③诚然，这些地方（像井冈山或陕北）

大多也特别贫困。然而，山区或边远地区（简言之，是不容易到达的地区）

可能比处于中心的或人口稠密的平原更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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