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部分最新章节，第5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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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下层士绅的抗拒运动，他们以特别联盟的形式向北京提

出上诉；联盟有章程、执事人及非官方的集资，堪称完善。联盟从未得到官

方的认可，成员也容易受到指控。在太平天国叛敌期间，地主名流卷入类似

的团体，但这次采取官方支持的地方团练形式。团练具有社会名流积极参与

的传统特征，但它在职能上并不是严格专门化的。同一地方领导层可以使用

团练于各种用途，如教育和慈善救济工作，很像宗族团体可使用其财源于各

种各样的需要。政府在叛乱年代依靠地方名流的领导，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

即他们带头组织团体和筹款，可以得到官方的保护并取得合法地位。

到　１８　世纪后期，水道管理已经成为地方管理人才的一个重要的用武之

地。例如，在上海县，地方名流负责疏浚河道，并向地主和商人征集款项。

这种办法超出了特定的社区自愿捐助的原则，主事人具有绅董之类的准官

衔，以表示他们在官府边缘的地位。这种办法称为“官督商办”，这是一种

弥补县级官府统治薄弱的混合制度。①

社会名流的积极参与和官方的支持相结合，也表现在慈善救济方面。例

如，江苏嘉定县以下的行政机构，即由救济站的网状组织发展而来。３１　个这

样的施粥厂原建于　１８０５　年，以救济饥荒。在整个　１９　世纪中，施粥厂的董事

逐渐成为在地方行政中辅助知县的近乎常任的官吏。在他们之下轮换任职的

是村长。随着集镇网络的交错发展和市场地域的分化，地方行政区划也相应

改变。市场社区的政治功能从而正规化，而由地方名流充任准官吏性质的管

理人员。在这些富庶的商业化地区，地方名流的管理功能已渐超越非正式的

调解和特定的社区服务工作——而我们的“士绅社会”的概念常常就是与这

两点联系在一起的。②

城市化使古老简陋的城市服务过时；城市士绅和商人也发现他们自己正

在取得一种新的综合性的行政管理身分。１９　世纪后期，士绅管理的善堂和商

业公会，正在负起一般城市服务的责任。这是利用传统的社会事业机构发挥

新的作用。到　１９　世纪后期，也就是说，在现代型商会出现之前，地方官府授

权传统城市组织担负起市政的某些职能。此外，综合职能模式是由专门职能

模式发展来的，而不是相反；救火会担负慈善和民团工作；善堂担负民团、

救火、街道清扫和道路保养。当然，做所有这类工作，都是为了给商业和士

绅宅院创造一个有益的、安全的环境，深合老式的士绅服务的精神。这些社

团的准政府权力，包括征收商业税款。随着这类社会事业机构在　２０　世纪头十

年的发展，它们的职权也扩大了。上海市政工程局议董在　１９０５　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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