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的能量,帝国体制才能存在下去。争辩者(最有名的是冯桂芬)认为地
方名流多年来非正式的政治势力不是帝国控制的合适基础,需要进一步加强
县级及其以下的行政管理。清代末期的几十年,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认为,中
国政治体制的复兴有赖于对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新办法。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问题是,是否要通过吸收社会名流到地方自治机构中来,从而达到把他们的
力量用于国家的目的,或者,一个向下延伸到村级的更官僚化的控制系统,
是否更适合中国的政治传统。
①伊懋可:《上海的行政,1905—1914 年》,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
240—250 页。雪莉?S。加勒特:《商会与基督教青年会》,载同书,第 218 页。今堀诚二:《北平市民的
自治机构》,第 23—24 页。
②《财政说明书》,20 卷。刘善述:《自治财政论》,第 25 页。孔斐力:《中华民国的地方税收与财政》,
《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100—136 页。
①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第 458—459 页。关于士绅卷入地方税收,
见孔斐力:《中华民国的地方税收与财政》。
②见《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9 章,《长江下游的战后问题》,刘广京著。
19 世纪 90 年代末,由国际压力突然引起的危机,使解决这个问题有了
新的紧迫感。社会名流对外国压迫者的义愤(和暗地里对不能保卫国家的满
族人统治政权的不满),导致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戊戌维新运动包含
一股值得注意的地方积极精神的潮流,它预示着利用好地方名流的力量将是
建成强大国家的唯一途径。像黄遵宪这样的改良派人士,在呼吁以地方自治
作为强国基础之时,心目中显然以日本作为榜样。黄遵宪断言,官方的控制
只能导致依赖和被动,而这正与全然觉醒的民众的素质背道而驰。①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灾难,加强了要求立宪的呼声;
人们认为立宪的一个重要部份就是要求在地方政治方面实行改革。康有为在
1902 年写道,地方自治对国家复兴来说是必须的。关键是动员民众的力量,
特别是动员地方名流的力量。只有在管理自己地方社区的策略方面长期研
究,才能使中国人适于在竞争的世界中生存。康有为在文章中吸收了顾炎武
在 17 世纪信奉的旧“封建”思想,地方人士对他们社会福利的关心远远超过
按照回避原则从别处调来的官吏。康有为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动员民
众的力量,完全是那些国家的地方自治长期实践的结果。经济发展和国家强
盛必然会跟随地方政治力量的动员而来。可通过立宪制度把这些力量用于国
家,地方主义决不会减损国家的凝聚力。相反,康有为认为两者是非常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的。②
在立宪派中间,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是地方自治这一新思想的最主要的
推动者。他认为自治将主要有益于中国的民气。自治绝不是一种分配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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