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部分最新章节，第4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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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逐步设置地方谘议局作为全国立宪制度的基础。朝廷认为地方自治只是传

统的绅－官关系的延伸；在自治中，地方名流能够做那些县政府不能执行的工

作：主要是在教育、公共救济和公共工程等固有士绅管理领域内。在官府密

切监督下，自治团体在地方政府中起纯粹的补充作用。当然，这里没有我们

先前在维新派分子的著作中见到的动员民众的热切呼唤。①中国地方政府的改

革将在以后的　３０　年中摇摆于这两种概念之间：追求动员和追求控制。

议事会和“新政”

政府支持的宪政，尽管有种种局限性，但对地方政治的冲击还是巨大的。

一旦清廷本身开始承担起有限的制度改革，建立合法的机构加以实施，地方

名流固有的积极精神便大规模地发扬出来，这正是国家机构压倒之势的威信

的标志。庚子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羞辱震撼了全国，导致朝廷支持的措施出台，

从而开创了地方名流参政的许多渠道。其中首要的是　１９０１—１９０５　年的教育改

革，首先是授权创立一套仿照日本的新式学校体制，采用西式课程。当　１９０５

年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废除，新式学校成为社会流动的标准渠道的时候，随

之而来的是名流大量参与新体制的管理。地方政府经费与人员的不足，使得

新式学校系统主要成为地方名流的事业。１９０６　年根据敕令在各县设立“劝学

所”通常安排地方名流任董事，他们立即埋头于全县范围的基金筹集和管理

工作。正如教育是为了地方的文人学士，官方新委办的商业公所是为了商人

和厂主。和新的学校系统一样，商业公所是一种非官方负责的系统，名流活

动家可借以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①

然而，采取市议事会和县议事会形式的地方自治，是县名流进入政界的

最重要的渠道。它的机构的声望接近于官府，引人注目，而它介入政府事务

的能力，似乎就是对地方精英议程上的一些长期忌讳的问题发言。其中一个

①地方志中有很多资料谈到地方名流进入县教育系统的情况。例如，见《完县新志》，1933　年版，第　3　卷，

第　8　—　9　页，第　4　卷，第　37　页以下。另见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　年》，特别

是第　4　章。关于直隶，见理查德？A。奥布：《晚清时的直隶书院及其他学堂：制度调查》，载柯文和石约

翰编：《19　世纪中国之改革》，第　231—240　页。

①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563　页，M。巴斯蒂…布律吉埃所著；及同书，第　12　卷，第　721—825

页，白吉尔所著。

主要的议题是采取控制公共财政的某种措施，因为公共财政被看作地方官吏

和幕僚过高收益之源，对社会并没有什么益处。自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

地方自治一直是维新派的战斗口号，现在已是清廷　１９０８　年明令宣布的新宪政

纲领的正式组成部分。省谘议局代表选举法颁布后不久，清廷（在　１９０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宣布可以制订设治的城和非设治的镇乡的自治章程。１９０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北京颁布了这些自治章程。②各级行政单位的自治也随之登台：１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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