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第 11 卷,第 7 章,市吉宙三著。新志》,1933 年版,第 3 卷,第 8 — 9 页,第 4 卷,第 37 页以下。
另见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 年》,特别是第 4 章。关于直隶,见理查德?A。
奥布:《晚清时的直隶书院及其他学堂:制度调查》,载柯文和石约翰编:《19 世纪中国之改革》,第 231—240
页。
①肖邦齐所作的浙江个案研究,指出这类机构的发展在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中国名流与政治变
革:20 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 31—33 页。关于山东和江苏自治机构的详细情况,见张玉法和王树槐的
论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 集(1977 年 6 月),第 159—184、313—328 页。
②《大清光绪新法令》,第 45 页。
没有很大的区别。诸如供水系统的维修、教育和公共救济之类传统的项目,
都列在它们的议事日程上。为这些组织的活动筹措基金,常为它们讨论的问
题。自治组织没有既定的地方收入基础,只有在正税边沿上筹集基金。特定
的商业课税(类似厘金),土地正税之上的附加税和有限的政府接济,它们
简直不能为充满活力的地方政治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
名流参与地方政治的潜力,由登记条件放宽、选民数量迅速增多的现象
表现出来。1909 年选民约 170 万人(其中约 100 万人实际投票),只构成全
国人口的 0.42%。在 1912 年君主政体瓦解后,登记章程更为开明(根据居住
地而不是传统的“出生地”,要求财产和教育的条件也较宽松),选民可能
达到了 4000 万人。①虽然我们对早期地方和省议会选举中投票者的兴趣和行
为所知甚少,但是由县级关切的政治事务范围可以看出,对地方发展普遍关
切,对县财政问题普遍有争议。镇议事会和县议事会逐渐从传统名流关切的
事务扩展开去,创办了诸如电灯公司和现代诊疗所之类的现代企事业。
纵观民国时期代议制的议会存在的近 20 年,可以看出它的发展过程呈现
两种对抗的趋向。其一是在较为先进的县,名流扩张和部分政治化。议会和
议事会,作为表达政治利益的一条渠道,对于名流权力的传统机制不适应越
来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的一些县,尤其重要。(在较落后的地区,设立
新的公共机构显然不太有用;传统的亲属关系和经济联系仍是地方名流所需
要的。)
另一种趋向是官僚政治的权威通过强制的方式重新逐步地树立起来。面
对难以驾驭的地方议会运动,袁世凯下令废除地方自治,代之以一种更适合
官方控制的形式。袁世凯的体制在县以下保留了区,其辖区大小为每县只设
区 4 至 6 个,区长实际上是县政府的官吏,不是社区选举的代表。①袁世凯去
世及其帝制失败之后,地方议会从 1921 年到 1927 年有过第二次短暂的繁荣;
但环境已经改变。专门的行政部门已经出现,掌管诸如教育之类职能,所以
议会如今只是开会为这类机构筹资,而不是管理它们。而且县知事通过参事
会——成员仅有一小部分由议会选出——收回了大部分控制县事务之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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