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部分最新章节，第3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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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政治的解决办法是从自愿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纲领中产生出来的，并最终

成为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主要统治形式。阎锡山的村制是两种趋向的产物，

两者的意图都是保守的：第一，袁世凯（在　１９１３—１９１４　年）取消县和省的自

治，接着推行区的地方行政“实验”制度，区是县以下大体上与传统的乡规

模相同的单位。根据袁世凯　１９１４　年的计划，这些区由任命的区长管理，区长

实质上是县政府的助手。区被阎锡山采纳作为县与村的桥梁；每县三至六个

区，主要作为警务与税务的行政当局而发挥作用。第二，阎锡山利用乡绅想

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得乡村复兴的积极参与的传统。

山西村制的起源可追溯到乡绅领导的模范城镇河北省翟城；翟城实验后

来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和　３０　年代，作为定县计划的基础而很有名（见下）。

翟城米氏家族积极参与地方教育和自治，甚为成功，县知事孙纯斋宣布该镇

为模范镇，后来该县本身又为模范县。孙纯斋于　１９１４　年任定县知事。两年后

他被阎锡山选为山西省省长。不管他的提升是否归因于他在村级行政管理上

的独特经验，他抓住这个机会力促他的恩主阎锡山推行他振兴地方政府的方

法。孙纯斋任职不到一年去职，但这种新的行政体制仍然是阎锡山实行地方

控制的基本战略。①

阎锡山的新村制正像它的发展所显示的，与袁世凯政府　１９１４　年颁布的地

方自治章程相当一致。这些章程的目的在于驯服民国初期生气勃勃的县和省

的政治活动，因为在县、省的政治活动中，地方名流与官府争夺对地方财源

的控制权。袁世凯废除省、县议会，目的在于地方政府中有更多的官府色彩；

基本单位区的行政辖境太大，难与任何县以下的自然单位一致（例如太大，

难与标准的集市乡镇一致）。它的含意是清楚的，县以下的自治在经过一系

列的规定阶段以后终于出现时，对官吏的监督比对地方社区的政治组织更易

作出反应。①新“村”制所增加的单位就是村，类似清代的“编村”，在村内，

小社区一般在村长领导下相互联系起来。村制随着在山西的发展，变成了一

个传达政府指令的次官府结构。村长一般不识字，依靠县当局指派，几乎不

能独立地主动行事。一份　１９２２　年的督察报告断定，他们甚至不能有效地贯彻

①尹仲材编：《翟城村志》（1925　年；台北重印，1968　年），第　211　页。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

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第　146　页。

①关于袁世凯的法规，见陈伯心：《中国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第　58　页以下。

官方的命令。区长能力较强，虽然全是山西人，但都不派在本县任职，这等

于把前清“回避规定”扩展到县级以下的行政单位。作为低级行政官吏，他

们不可能鼓动“自治”之类的有生气的地方政治运动。然而，省政府的直接

任命使他们在官僚政治体系中有较高的地位。

山西村制的官府气味，在划定行政村界的活动中得到加强。划定村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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