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所以我的结论是,新的教育必须以科学为指
导,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①
民国初年作为教育现代化基础的主要命题是:随着帝制的崩溃,旧秩序
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国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和“科学方法”将证明是新制度得以
建立的最坚固的基础。②
①王风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第 5 页。王是时在长沙晨光大学任教。
②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各种见解,见史华慈在《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8 章的概括;又见郭颖
大学:机构的建立
让男女青年进入由系里职员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亚于工业中出现工厂制
度。同样,这在中国漫长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虽然其联贯性还缺乏研究。
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识地要模仿外国模式。然而选择哪种模式恐
怕要受制于外国模式能否与中国的传统或需要共鸣。遗憾的是,传记材料虽
很丰富,但校史却至今不多。下面我们将先看北京大学,然后是私立学校、
技术学校和教会学校,最后是外国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学:1912 年新共和国从退位的清王朝继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规
模小而且颇不稳定的称为京师大学堂的机构。京师大学堂诞生于 1898 年的改
良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
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务
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在 1898 年慈禧政变中,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1902
年这所学堂经改组增加了师资培训部,同时合并了同文馆,并在原有的课程
中又增加了基础科学和五门外语。①
20 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以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
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②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人的思想
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
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闻名。另一些人则在观点上较为进步和大
胆,虽在轻薄和放荡的环境里,他们真正关心当前的问题,并在校园内展开
生动活泼的讨论。③然而政府这一层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
立教育体系的各级相应机构方面没取得进展。
1912 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他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作为
“国家教育改革的起点”。各省代表于 7 月在北京开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和
相应的法规。①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需将它
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以及提高到现代水平。高等教
育第一次成为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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