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 年》,《现化中国》第 4 卷第 2 期(1978 年 4 月),第
168 页。
④1981 年 8 月 15 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2—1978 年),助
理司库(1935—1978 年)和理事(1962—1978 年)。
应仅仅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也应是现代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者。⑤基金会坐落
在北京一所以前的亲王府内,1926—1927 年批准把研究补助金给予 13 所院
校、3 所研究所、5 个文化教育组织以及一个未归类的领款单位,总金额达
419906 元。⑥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政府当局而由少数几个人处理大宗款
项时,任回答说,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它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
打内战。⑦总有一天,当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教育活动
经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时,①人们可能在较为宽阔的范围内评价美国的影响,这
种影响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和其他科学的支持。英、法、意退
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⑤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 年”。
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 年)》,第 5 页。
①例如,1922—1923 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汉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讲演形而上学,而主持人张君劢
挑起关于“生命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论战,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 94—135 页;
郭颖颐:《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 135 页—160 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
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190—196 页。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尽管 20 年代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非政府事业的成长已经在
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外国人为发展中国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见
的活动程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渴望
建立完全主权国家的一切爱国者关心的根源。国民政府于 1928 年成立②时,
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难得的间歇期。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名义
上的和平和统一给了青年知识分子较大的机会,他们曾经作为新文化的开路
先锋开始其生涯,而现在已经臻于成熟。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
场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从 30 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地有一个补缺的过程,学
者正在进入政界。多年来这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们奋斗的一切
领域——不管是促进科学和现代医学,社会改革,研究中国经济,或发展新
思想和新文学——他们感到现在终于抵达真正的国家发展的门口。他们认
为,军阀时代的结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的积极成果,他们自
己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个过程。
中央政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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