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人民性还不能取得决定的胜利。④胡风的批评,显然道出了他对降低艺
术的不满。他与茅盾一起反对过分政治化的观点,那种观点认为战时文学只
应刻画生活的“健康”和“光明”的一面。按茅盾的提法,一个正直的批评
家应当号召作家们,不仅要描写“新的光明”,而且要暴露“新的黑暗”。①
然而,重庆有些批评家反对宣传对文学质量的侵蚀,恰恰相反,他们主张两
者应该完全分离。朱光潜强调“冷静超脱的观察”的重要性以及艺术的自律。
②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68—73 页。
①朱莉娅?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 171 页。
②《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631、638 页。
③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43 页。
④胡风:《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第 53—55 页。
①《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670—671 页。
沈从文认为作家与文化工作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应当是艺术家,而后
者是宣传鼓动家。沈争辩说,作家们不应该与政治任务搅混在一起。梁实秋,
这位左派分子们从前的敌人,更进一步倡导“无关的”文学,“人生中有许
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②
这些要求文学质量的呼吁没有得到回答。夏志清下结论说,在“大后方”
创作的小说,普遍缺乏“激情和特色”;好作品的数量比战前十年少得多。
“游击战争和学生恋爱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以及无处不在的爱国宣传的调
门,毁掉了大多数战时的长篇小说”。③
在成名的作家中,只有茅盾和巴金创作了有意义的作品。茅盾在 1942
年前的两部长篇小说——《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与战时的关系并
不明显。《霜叶红似二月花》讲述一个小城镇在 1926 年的情况。而《腐蚀》
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性的长篇小说,它刻画了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罪恶。
这部长篇,以小说的形式阐明 1941 年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被共产党的
批评家誉为可与《子夜》比美。①
与茅盾相比,巴金在战争年代取得了稳定的进步。他的《家》的两部续
篇写得较好;特别是《秋》,它表明巴金感情上的成熟。但他最好的作品,
当然是写于战争即将结束,而于 1947 年出版的《寒夜》,它确立了巴金作为
“一个极富盛名的心理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他刻画战时居住在重
庆的同一屋檐下,并且卷入家庭爱与妒之网中的三个普通的人物——一个男
人,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巴金成功地献给人们的,“不仅是中国处于失败
和绝望的最黑暗时刻的一个寓言,而且是走慈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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