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变为官方的信条。虽然他称赞 30 年代左翼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动”
作家的立场,但是他对其成就的评价并不慷慨。在毛看来,即使就其成就的
顶点而言(如鲁迅的讽刺性杂文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30 年代的文
学只不过表达了个别左翼作家的道德上的义愤。它在暴露旧社会的丑恶方面
发挥了“批判”作用。在热烈颂扬体现这种批判精神的鲁迅时,毛还论证说
——尽管是含蓄地——“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们已
经起了他们的作用。但是,“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
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延安新的革命环境中,“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
和鲁迅一样”。②
事实上,这等于指责鲁迅的所有模仿者,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风格上,
并实际宣告鲁迅的——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时代已成过去。一个新的时
代已经开始,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它将体现与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
的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彻底决裂。从本质上说,这种文学应该是属于
人民以及为人民的积极的文学;换句话讲,它在内容上应该清楚地以工农兵
为中心,而且在有资格教育群众以前,必须满足群众的需要。五四时期以来
的优先次序,现在颠倒过来了,原先是作者的个性和想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
反映,并传递给逢迎的读者;而现在是工农兵读者提供革命文学的主题,并
指导作者的创作。
毛泽东决意选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延安座谈
会上“问题的关键”——来系统阐述以接受对象为取向的文艺观点。毛敦促
延安的作家们“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并且通过与工农兵大众同住向
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除提
出这条适用于全体干部的实用主义的建议以外,毛还试图进入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王国。他的“理论上的”论点,是作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矛盾辩证
地提出的,普及之于提高、动机之于效果、政治标准之于艺术标准、政治内
容之于艺术形式。在要求“政治和艺术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
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①——这是一个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都会衷心同意的目标——时,毛只讲清了这些辩证的极性中政治上的一
面,而对美学上的一面则未加说明,大概让作家和艺术家自己去解决吧。
作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延安讲话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留下更多的空白。可以想象,对如何解释这个新的正统的准则,以及如何填
补它的空白,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然而,裁决者的角色是由党的文学方面
的官僚们充当的,有创造力的作家对他们的观点和批评抱反感。正是这些文
学方面的官僚——陈伯达、艾思奇,特别是周扬,以执行毛的理论指示的名
义实施“文学控制”,并且把“党的路线”强加给有创造力的作家。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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