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充满了帝王将相;除非编写全新的剧目,把革命的内容注入这种“封建的”
结构之中,往往是不可能的。新的情节配上旧的音乐和表演程式,会创造出
一种全然不协调的效果,因而可能使观众兴趣索然。①民间文化的口头传说以
书面的形式被采用时,问题还要复杂得多;用传统的说书风格写长短篇小说
的情况就是如此。老舍在战争初期的实验,在艺术上是灾难性的。赵树理也
许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最有名望的民间小说家了,他在延安以其短篇小说做了
类似的尝试,如《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前者运用口头传统作为
故事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主人公毫不费力地编出板话讽刺当地的事件,
暴露腐败现象和歌颂土地改革。后一故事在对白和叙述中,吸收了大量的民
间习语、片语和警句。在这两个事例中,生动的口头成分与干巴巴的平铺直
叙显得很不相称。在对话部分展示出来的质朴的幽默与健康的谐趣,如果能
①《黑暗之门》,第 246 页,关于延安文学各种形式的详细分析,见菊地三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 2
卷,第 2 — 5 章。又见丁淼:《评中共文艺代表作》。
①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77—78 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 2 卷,第 24 页。
②这部剧作收编入沃尔特?梅泽夫和鲁思?梅泽夫编:《共产主义中国的现代戏剧》,第 105—180 页。
①在 60 年代,无论什么形式或内容的京剧都被江青的“革命京剧”完全排斥。然而文化大革命后,旧剧
种(包括京剧)得到恢复。
被演“活”或在舞台上演出,当然会给观众提供很好的娱乐。但是禁锢在一
个书面的故事中,它们反而起淡化紧张和悬念的作用,而这是可以通过恰当
组织的构想,或仔细描写的情节来实现的。赵似乎在其小说中摇摆于口头和
书面成分之间,但是他最终回到了后者。②
赵树理的作品被周扬赞为“毛泽东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除
这些作品以外,紧接延安讲话之后,几乎没有出版什么值得注意的小说,这
与秧歌剧和民间歌谣的盛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①假如这种现象可以认为是毛
泽东意图的准确反映,那末,延安讲话所开辟的新的道路,似乎将会引导中
国现代文学摆脱书面程式的束缚,而与广大接受者重新建立一种直接的“视
听”联系。这种极端的措施,也许是毛对 30 年代早期左派关于汉语大众化和
拉丁化一系列争论的回答。汉字作为唯一不朽的文学媒介(甚至在崇尚古典
的旧中国,口头传说以后也改写成文字),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样
的一种文化中,毛泽东主义的这一趋向,的确会构成一场第二次文学革命。
从这个角度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领导革命样板戏的出现,无疑是
毛的文学激进主义的合乎逻辑的延续。
但是毛泽东在废除书面形式方面并未完全成功。小说写作作为左翼一种
主要的文学表现模式,是在 30 年代早期开始的。它的强劲势头在 1945—1949
年这段时期,被有创造力的作家们沿着更加无产阶级化的方向向前推进,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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