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夏志清,一个公开自称的反共分子,也特别提到 1945—1949 年时期
是共产党地区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高峰创作期。①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1949 年),还出现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49 年)、赵树理的
②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767 页所引。
①同上书第 472 页,菊地三郎论述南北极格局中共产党文艺和非共产党文艺的消长。因此战后年代看到“北
方文艺”(延安)的胜利和“南方文艺”(重庆和上海)的失败。见菊地三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 2
卷,第 3、4 部分。
《李家庄的变迁》(1949 年)和欧阳山的《高乾大》(1946 年)等作品。在
诗歌方面,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1945 年)成功地采用陕北民歌的
形式,讲述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地主的暴虐和曲折的爱情故事。继《白毛女》
的成功,另一民间歌剧《刘胡兰》获得了好评。②
与共产党控制区创作的勃发情况相反,城市文坛在这段时期相对说来较
贫瘠。出版的大多数作品是重新发行和重新印刷的流行小说和诗歌。在翻译
领域,引人注目的一大批西方作家——福楼拜、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易卜生、罗曼?罗兰、狄更斯和莎士比
亚,以及许多其他作家,以多卷丛书的形式介绍给人们。根据报道,这个时
期最为流行的西方小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随风而去(Gone withthe
wind) 》,由多才多艺的傅东华以简洁贴切的《飘》为题译成中文。③
城市里的主要创作媒介是电影,它在流行程度上取代了戏剧。这两种体
裁曾经有过相濡以沫的密切关系。中国电影业从一开始就使用戏剧界的人
材。在战争年代,电影从业人员加入了大量的剧团为国家效力。随着战争的
结束,戏剧完成了宣传鼓动的使命;大多数业余剧团都解散了。美国影片(日
本占领期间禁映)的涌入,更加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战后的几年是中国现
代电影的黄金时期。①
这一新体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电影业雇用了文艺界第
一流的人才张爱玲、阳翰笙、田汉、欧阳予倩和曹禺,他们写作原本的影片
脚本;另一些戏剧家(如柯灵)是把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专家。战争期间
写得最好的一些剧作——尤其是《正气歌》(写的是明朝著名的忠臣文天祥)
②和《清宫怨》——都拍成了精彩的电影。小说作品是改编的另一丰富源泉。
在有些情况下,如老舍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电影剧本甚至超过了原
著。为了促进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田汉与洪深充当了上海两家主要报
纸《大公报》和《新闻报》的电影特刊的编辑;最后,刘琼、石挥、白杨及
胡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最初在剧团里得到锻炼)的演技,也达到了微妙老
练的高超境地。
这一新的类型的文学性和戏剧性都优于纯电影。一部影片的质量往往更
多地取决于它的脚本和演技,而不是视觉技术(摄影技巧、灯光、剪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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